老树新花照眼明 ——《沙城镇志》读后

　　王会绍

　　我一辈子从事编辑工作，退休后又被甘肃省文史馆聘为研究员，一生接触过方志不少，可是少见像家乡《沙城镇志》这样别具一格的志书，它始终紧扣“以人为本”时代主旋律，聚焦民间；谋篇布局处处突出地方特色，彰显个性。读罢眼前一亮，掩卷感触良多。

　　“以人为本”是推陈出新的时代命题，它上承中华文化“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外接世界思潮“人性人权”“人本主义”的时代激流。它是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注，是我党65年执政理念的升华。《沙城镇志》奉此为宗旨，全志以“民本位”取代“官本位”，以人的社会存在形态为主轴，设计了环境、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保健、民俗、语言、村镇、人物等十二卷，凸现“人”的主体地位，显示地域的自然、社会特色。

　　我们惯称方志为“官书”，因为是政府主持修纂的。故此修志者易站在“官”的立场上，以“官”的视角鸟瞰一方“官事”，淡漠民事。如我所接触过的古今方志中，几乎千篇一律都是以行政区域的“建置沿革”开篇。因为政区建置是官的生存环境：“我属谁管”“我管谁”。而对老百姓来说，沙城镇属永强区或瓯海区，龙湾区或“经开区”，都无关要紧，他们照样春种秋收、生老婚嫁。他们关心的首先是自己安身养命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沙城镇的环境形成又很有特色——海中浮起。于是镇志就突破以“建置”领头的千年旧例，选择了“环境”开篇，详述了镇域形成、孕育、成陆、开发、拓展的过程。百姓的生存环境占了全志的鳌头(官的生存环境“建置沿革”降格为“政治”卷中的一章)，充分显示志书的“民本”基调。当前政府的职能已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了，“官绩”要体现在民生中，《沙城镇志》正是这样与时俱进地转型升级为“官修民书”。

　　常说“盛世修志”，那么当务之急是要回头追索“不盛世”的历史了。这样才能保持历史的完整性，实现修志的“存史”目标。方志界曾流行过“略古详今”说，“明古详今”说。若按前者说简略古代历史，那就难成“一方古今总览”(方志名家魏桥先生语)，不是当地“历史与现状”的“客观”“全面”的“记述”了(《地方志工作条例》)。更何况中华传统文化在屡遭“左”祸摧残后，劫后遗珠都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中，“略古”即“略”了传统文化，岂非煮鹤焚琴、扼断了中华文脉！正因为如此，镇志编者项有仁先生认为“明古”说也太消极，古代史料凤毛麟角，口述历史鸿爪雪泥，亟须及时、主动地去抢救，不能消极地“明”，而要积极地去“索”。

　　《沙城镇志》亮出的“索古明今”旗号，很有现实针对性，富有担当精神。因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交叉、历史复叠的节点上：“亲历”有民国时期、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亲闻”有父辈、祖辈口述的清末民初百年。我们要珍惜时代赋予的这个“今日”机遇，全力去开掘“昨天”那个史料富矿，为后人“留此存照”。正如习近平同志说的：“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例如沙城镇社会发展的“本源”是“氏族”，志中就以一卷之容量，详述了全镇五个自然村(含15个行政村)自宋乾道二年(1166)灾后至清道光年间入迁的项、章、杨、孔、林等24大姓氏的原籍、迁徙史、入迁始祖、发祥地，以及丰厚的氏族文化遗存和村居现状。“聚族成村”，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原生态。又如文脉传承，在“人物”卷中专为明代永嘉学派的继承者项乔立了“简传”，探赜索隐洋洋两万余字，又以三万余字为86位故人作传，对于当代健在的74位人士，仅以人均百字上了“名录”。

　　当前方志界的流弊是“千志一面”，如何走出这一困境，读罢《沙城镇志》，令人颇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沙城镇虽是弹丸之地，历史不足千年。但方寸乾坤，人文、自然、经纬万端。感谢编者能牢牢掌握“略同详异”这一编纂准则，凡“人有我略，人无我详”地纵横捭阖，突出沙城镇的社会、自然、历史、现状的个性特征——如大家都在祖传的土地上耕作，独沙城人(当然还有其他围垦区人)要自力更生去“劳动创造世界”。于是志书就浓墨重彩地细述了沙城人步步为堤变沧海为桑田的全过程。

　　修志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统，薪火传承两千年，在众“志”成林中，绽出了《沙城镇志》这枚新芽，它所显示的鲜明时代精神与生动的地域特色，确实教人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