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老丈人俞岩禄先生
俞岩禄：江西婺源人，出身于茶业世家，大约于1912年从赣来温做茶商，是温州著名茶师，精于制作绿茶。新中国成立后，他不辞辛劳，到全市各主要产茶区传授茶技，深受茶农、茶厂工人尊敬与爱戴。
胡显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温州高级工业学校校长，温州市建设局局长，温州市副市长，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温州体育总会主席。
温州网讯我的老丈人俞岩禄去世已经六十年了，如今温州茶界的七八十岁老茶人，还经常提到他的处事为人，与在温经营茶业时的所作所为，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此前，我仅知道他是一位知名度较高的茶师，大概于1912年，他携内侄俞昭荣、俞尤兴兄弟，从江西来温州做茶叶生意，历尽艰辛，在温州茶叶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我年愈九旬，至于老丈人茶事、茶技诸方面，都已记不大清楚了。回忆起来，难以成文，随便聊聊而已。
勉励我实现“工业救国”梦
俞先生中等身材，身高约一米七，四方脸，腰粗身壮，看起来像干粗活的体力劳动者，不像那种穿长衫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茶商模样，我与他的相识，还与他的婺源老乡有关。
1944年初，温州正遭日寇入侵，第三次沦陷，我刚从瑞安中学毕业考入北洋大学工学院(当时学校南迁至泰顺)。我父亲有个朋友是茶商叫王鲁，他与俞岩禄先生是婺源同乡，两人交往密切。一次闲聊时，王师母向我提起俞先生的独女俞华珍，正在温州永嘉中学(现温二中)念高中，并对我说：“比你小三岁，如你愿意的话，你俩可互相认识一下，通通信，互相帮助嘛。”她说罢，还拿出俞小姐的照片让我看，俞小姐模样十分清秀、灵气、靓丽。
于是我与俞小姐互相通了信，尽管信中写的都是有关学业与社会时局方面的事，但通信半年多，基本上双方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洋大学从泰顺百丈镇搬到温州城区的“山脚门外”(今清明桥，松台山西南首)。当时那里十分荒凉，是停放待葬棺材的暂厝。俞先生见我这个寒酸的“穷书生”(我父亲是个小职员，我念中学与大学全靠学业优异免费或公费)住在那“鬼”地方，不成样子，就叫我搬到他在大士门的茶叶作坊里住，我便成了“毛脚女婿”，等于吃住在他家，那里离学校也近，几分钟就到。当时，我念的是土木系，需要许多工程方面的参考书，如大部头的《英汉大词典》之类，价格不菲，我哪买得起？俞先生知道后，立即掏腰包，叫他女儿到书店捧回不少砖头厚的参考书，使我的学业大有长进。平日里，他经常勉励我，好好读书，国家需要人才，要努力实现“工业救国”之梦。
帮助我逃脱反动当局缉捕
1947年春，国立北洋大学要迁回天津原址，校方为防止学生“出轨”，要求在校生找天津的担保人，我于温州土生土长，到哪去找担保人？还是俞先生有办法，他凭老关系联系在上海开设茶庄的平阳人杨先生，通过他找到天津建成茶栈行老板刘召伯先生(天津人)，由他的茶行当我的担保人，使得我顺利上学。此时，我与俞华珍小姐已订婚。
在大学念书期间，我参加了学校内“北光社”(“民主青年联盟”前身)，尤其是1948年下半年，当我念“大四”即将毕业时，因积极投入组织抗议“美军暴行，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以及“反内战，反饥饿”、“反对解散华北学联，保护学联”等一系列的示威大游行活动，呼口号、撒传单。结果我上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当军警进校搜捕时，我躲进他人宿舍，逃过一劫，后在天津一家医院谋职的老同学曹昆那里藏匿了十来天。当我看到当地民国时报登载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通缉令上面有我的名字，同学校学生会又无法联络时，我就决定乔装打扮，逃离天津。历经几番努力，我登上从天津开往上海的大货轮，躲在船舱底下。这只大货轮在途中还遇上台风袭击死里逃生，大货轮受损在青岛维修三天，其情节极为惊险、曲折，犹如在拍电影。
我乘船抵达上海后，就去茶庄找杨先生，一见面，他惊恐万分，因为他已接到天津军警方的通缉令，知道我是“匪谍”嫌疑犯，先是动员我去投案自首，我坚决不依。大概是看在他与俞先生的交情上，他立即给温州通了电话。俞先生通话时态度很坚决，要他确保我的人身安全，并叫我立即返回温州，并要求他不露声色，对外宣称我从未到过茶庄。此举也不至于连累他。就这样，杨先生帮我买好船票，我很快就回到了温州。
当我与俞岩禄先生再次见面时，他嘘寒问暖，十分热心，对我参加学潮，招惹是非，他只字不提，毫无埋怨之意，反而安慰我说：“回来就好，还是把婚事办了，再议他事。”这真叫我感动万分，当我身为“匪谍”嫌疑，遭受通缉之际，他竟如此豁达，仍将其令爱嫁我为妻。难得啊！此足可见岩禄先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尽管此纯属我个人私事，但里头涉及岩禄先生与上海天津茶行、茶栈、茶商的交往之广，也折射出在温茶人的经商交友风貌。
研制的“茶晶”比黄金还贵
说起岩禄先生对温州茶业的业绩，说实在我也难以表述。新中国成立前，我忙于学业，后来又北上念大学，平时与他接触不多，更谈不上对茶界的了解。我在他家吃住那阵子，仅知他与温州茶界胡愤若、陆雨之、高德馨、吴旭东等老茶人接触较多，他们有的是婺源老乡，有的是生意上的伙伴，他们谈的大多数是茶叶上的事。
听说抗战胜利后，原存放在江心寺有一批陈茶叶，发霉变质将作垃圾处理，俞先生觉得十分可惜，不知他从何处获知科技信息，可废物利用，化废为宝，点石成金。于是他廉价收购那批旧茶叶，还从南方某省请来一位戴眼镜的陈工程师，与他一起进行研制茶晶试验。那时我在松台山下的北洋大学工学院念书，亲眼所见，两人整天整夜地在作坊里试验，把陈茶叶碾碎，然后用锅炉蒸煮等，再从中提炼出咖啡因，茶多酚之类的化合物。两人不知经过多少次失败，终于捣鼓出“茶晶”来，那玩意我见过，长方形，似砖块，硬邦邦的，且晶莹亮透，似当今的糖精、冰糖似的，据说比黄金还贵，周边茶商见此纷纷仿效，风靡一时。可又不知何故，突然偃旗息鼓了，大家都不做“茶晶”了。最近听说浙江茶史有温州产“茶晶”的记载，但未指明是谁所为，具体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不能瞎说。
上山下乡培训茶农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受地下党的委派，负责军粮与民粮的筹运，新中国成立初期又担任民粮委总干事与军粮组负责人，工作很忙。岩禄先生很支持我的工作，并以商界人物身份协助我与粮商打交道。建国后，我还担任温州高级工业学校校长，他仍干自己的老本行，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收购茶叶。当时，党与政府十分重视茶叶生产，主要是出口苏联，换取机械设备建设新中国。
于是，温州地委专署成立了茶叶指挥部与茶叶购销委员会(简称购销会)。温州作为全省重要茶区，茶叶虽量多价廉，但质量欠佳，于是他作为温州茶界著名茶师、制作“绿茶”的高手(祖传“婺绿”的技术工艺)，就积极向政府部门提出“早采嫩摘、高温杀青”的八字建议。“早采嫩摘”所强调的是“适时采，及时采，按标准采”，采摘嫩叶，反对一把捋的传统落后采摘方式，而“高温杀青”是指制茶方法，要强调高温杀青，青叶不过夜，炒二青不堆积，当天青叶当天做好，只有这样，才能使温州茶叶质量上去，赶超国内各种名茶。
当时负责分管茶叶工作的温州地区副专员王昭甫(后升任专员)，认为他的建议很有道理，予以充分肯定与赞赏，并要求温州茶厂及各县茶叶指挥部大张旗鼓地宣传“八字建议”，对广大茶农进行技术培训。俞岩禄先生也不顾年过花甲，组织了“讲师团”上山下乡，到泰顺、文成、平阳等主要茶区，对基层的茶叶干部与技术员进行短期培训。他带头上讲台，做示范，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传授茶技，深受广大茶农的尊敬与爱戴。如今，茶厂的老员工提起他，仍是赞许不已。
不幸的是，1954年春俞先生随温州茶厂的技师，赴杭州参加全省茶叶加工技术培训班时，因年迈经不起工作劳累，猝死于杭州旅馆，以身殉职，享年64岁。作为他的晚辈与亲属，我们虽然悲痛不已，但他公而忘私、经常带病工作，爱国敬业的精神，鼓舞着我们这些后人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