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整顿前后:从“香饽饽”到“臭狗屎”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浙江村”是个发展的“浙江村”，激荡的“浙江村”，风风雨雨的“浙江村”。

　　“浙江村”里的10万温州人，办了成千上万个服装加工场，兴办了一个又一个服装市场，把南苑大红门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增添了一道新的色彩，给中国的市场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也给首都的发展和管理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

　　第一曲

　　　“浙江村”成了“香饽饽”

　　买衣服就到“浙江村”——这是当时北京市民的一个普遍选择。时髦的花色，低廉的价格，犹如服装界的“阿里巴巴山洞”，令人眼花缭乱。每到假日，成群的人就涌向浙江村。

　　温州人报个体经营户都批——这是当时丰台工商部门一个共识。只要是温州人办证，即使有些手续不齐全，有的证明没有拿到，也都给批了。他们的思路是：多一个有证的温州经营户好一个。

　　有房子就快租给温州人——这是当时南苑居民的一个共同话题。一间20平方米的旧房，一个月租金200元，一年下来就是2400元，等于一间房就是一个正式工啊！南苑一带居民的院子大，空闲房也多，一户人出租个三五间是不成问题的。仅以三间计，一年就可增加7200元的收入。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比多了三份工作还好。那些房子多的，一年租金可收个一万两万元；那些房子少的，宁可家里住得挤一些，也要想办法多挤一间房子出租。开始是温州人到处寻人租房子，到后来是南苑人找温州人出租房子，还建造大棚房出租给温州人。据东罗园、大红门等10多个村的统计，村民每年仅靠租房的收入就超过了亿元。温州人在他们的眼中，突然成了老天爷送来的财神爷。

　　第二曲

　　　“浙江村”成了“大谜团”

　　“怎么突然就冒出个‘浙江村’”？这是十多年前北京的一个热门话题。北京市民在谈，政府官员在谈，各界人士在谈。新闻记者去问根寻底，专家学者在探讨原因。有人还曾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浙江村”之谜》的文章。可是弄来弄去，恐怕到今天也没多少人能说清。这与其说是好奇，真想知道“浙江村”是怎么来的，倒不如说是惊叹，觉得不可思议。在今天，人们对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对农民的大规模流动等等，都觉得可以理解，有了一个说法，可对“浙江村”的出现和存在，不少人们觉得不好理解：怎么在北京会出现，这能叫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生儿吗？这能代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吗？这与首都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相称吗？

　　“浙江村”让人求索——学者们，专家们，以及感兴趣的人，都在求索“村谜”之“底”。有人提出了“系”的概念，包含有“链”和“串”的意思，意谓温州人的进京是典型的“链式流动”。有人提出了“群”的概念，认为温州人的流动是“亲友群的流动”，包括家庭、亲戚、老乡、同学、战友、工友等等，是一个开放式的亲友群。探索最为深入的，应推北京大学温籍社会学研究生项飚，他沾了家乡人之便，又坚持不间断地长期追踪，撰写了一本研究浙江村的专著——《跨越边界的社区》。项飚提出的社区概念，是值得肯定的。其实，探索“浙江村”之谜，应注意多个元素：流动的人群，吸纳的空间，广阔的市场，开明的官员。少了任何一个因素，都成不了“浙江村”。这就是只能在北京，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出现“浙江村”之谜底。

　　第三曲

　　　“浙江村”成了“害人虫”

　　带来了脏——脏得没话说了。那么多人蜂拥而入，况且又是城郊接合部，哪里来的卫生条件，哪里来的排污设施，又哪里来的管理人员？脏，是必然的；不脏，那才怪呢！村头巷尾，商场内外，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垃圾。不仅是小堆大堆，而且是长期没人清理。污水淌街，恶臭满天，蚊蝇横飞，老鼠遍地，犹如昔日的“龙须沟”。松花江市驻京办事处被弄得受不了，不得不被迫搬离。他们向丰台区政府申诉的理由是：这里本来有5米宽的马路，现在剩得都不到两米了，车子进不来出不去，卫生也一塌糊涂，简直是在垃圾堆里过的日子。我们反映了多次也没有人管，惹不起，躲得起，我们走。

　　造成了乱——乱得太典型了。大约从1991年开始，“浙江村”的治安状况就开始明显恶化，恶性刑事案件连年上升，到1995年达到极点。打架斗殴几乎天天都有，抢劫杀人案件时有发生。岂止是“外乱”——外地人窜到“浙江村”抢劫杀害温州人，更多的是“内乱”——温州人抢劫杀害温州人。抢劫大案一个接一个，杀人恶案一个接一个。当地派出所囿于人手不够，加上又都是温州人弄温州人，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办法。温州经营户不得已，曾自发地试行自行治安，或在自盖的大院雇人站岗放哨，或建立联防自卫基金，或成立民间联防队。联防队多时达到21个，每队人数不等，少一些的20来人，多的有40来人，每天在保护区内巡逻不停。可是自发的治安，并没有有效的打击手段，又哪能真正治得了安呢！问题在照样出，案件在照样发，抢劫在照样闹，杀人在照样搞。1995年1月至9月，共发生刑事案件1543件，几乎比上年翻一番，其中6月份平均每天发案7.76件。1995年，大红门地区处理了113起刑事案件，90%为外地人作案或为害外地人；当地派出所处理各类违法犯罪分子403人，其中外来的为368人。大红门在转眼之间，成了犯罪活动的滋生之地，成了臭名昭著的是非之地。

　　第四曲

　　　“浙江村”成了“臭狗屎”

　　凡事物极必反。“浙江村”的严重问题，就把“浙江村”推到了反面，从被人肯定的新事物变成了被人否定的“臭狗屎”——要扫地出“京”了。1995年4月，北京开始整顿外来流动人口，名声大争议多的“浙江村”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这年7月1日，丰台区开始了对“浙江村”的大清理，对“浙江村”的现状基本上作了否定。9月，中央一家大报记者写了一份内参，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处于“失控状态”。国务院领导看了内参，马上批示：失控状态不能任其发展。这就使“浙江村”问题严重升级，成了中央挂号的治安大事。尽管温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一再与北京市政府、丰台区政府切磋交涉，强调“浙江村”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希望能以引导的办法治理，但把温州人扫地出“京”，却已是势在必行……

　　丰台区的清理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要降到1比1。未办暂住证的和务工证的，不再办理；各类工商执照，不再更换；踏三轮车的，一律没收并加处罚……反正是要尽一切措施，让你在“浙江村”呆不住。如此一来，至少要有七八万温州人会被清理出京。

　　温州人建的温州人住的几十个大院要一律拆毁，与各村签订协议所建的房屋、商亭、商棚等等一律拆除，各类非法市场、门店和经营摊点一律取缔……这就是说，对“浙江村”要来个“连锅端”，要让“浙江村”村不成村。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1995年11月13日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大红门地区的通告》，共十二条近1000字，措词极为严厉，规定相当具体，对“拒绝、妨碍”清理整顿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惩处并追究刑事责任。尽管通告中也讲，持有齐全、有效的身份证件，已领取暂住证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有多少温州人的证件是“齐全”的，又有多少人已领过“暂住证”？尽管通告中也讲，凡符合外地人出租房屋条件的，房屋可以继续出租，但又口头规定一户人家只能租住一户外地人，这还能留居多少温州人？尽管通告中也讲，凡符合规划要求经过市里批准的合法经营场所予以保留，但又有几处是经过市里批准的？“浙江村”的温州人，等着的就是挨“清”了。

　　“浙江村”，马上就不存在了。

　　11月8日，由2000人组成的清理整顿工作进村，分成几十个工作队，每队20人，挨家挨户宣传清理。

　　整个清理整顿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要把温州人“赶尽清绝”，“浙江村”人去村空。当然，也不是全空，京温服装市场还在，龙湫商贸城还在，还有一二万人在。只是“浙江村”的村中之村，那些温州人自建的几十个大院，彻底空了，也彻底毁了。

　　温州经营户的损失极为惨重。有损失几千几万元的，有损失十几万几十万元的，也有损失上百万以致几百万元的。有个人曾造过5个“村中大院”，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价值几百万元，转眼之间就化为垃圾一堆。

　　温州经营户的命运极为可怜，不只是没有地方做服装，就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不是几百人几千人，而是多达六七万人。突然之间往哪儿跑！三环路之内当然是无法进去的，丰台区难以容人了，只得向周边区县“大逃亡”。可近郊县区接到市政府通告，一概不得接收外来的浙江人。少数有能耐的，在大兴、房山、通州等北京郊区租房立足；大多数人，就只能跑到河北省一些城市。因为他们还恋着大红门的服装市场，还想有朝一日再进北京城。

　　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这是海内外公认的温州人优秀精神。在“浙江村”成为“臭狗屎”后，“浙江村”的温州人正是凭借这4个“千万精神”，又让“浙江村”再次雄起！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明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