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被“弃”的安全岛

　　婴儿安全岛，

　　是救赎生命的庇护所，

　　还是诱发遗弃的放纵地？

　　这张社会福利的试纸，

　　检验出的又是谁的脆弱和忧心？

　　放弃，

　　为人父母者何尝忍心？

　　人性，

　　要道德约束更要制度来兜底。

　　3月17日，广州“婴儿安全岛”的暂停使用，让本来就充满争议的“婴儿安全岛”在建设上变得更加审慎。

　　此前有报道称，我市首个“婴儿安全岛”预计于本月建成，如今停工了，何时投用，尚无明确时间表。除温州外，省内杭州、衢州也试点尝试建立“婴儿安全岛”，而计划今年2月建成的杭州“婴儿安全岛”一再推延。

　　广州市福利院“婴儿安全岛”试点的48天内，共接收弃婴262名，接收数量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极限。“婴儿安全岛”是人性纠结的产物，无论是开办，还是暂停，似乎都面临两难的困境。

　　纵容“弃婴”？试点城市都不愿成“首家”

　　温州拟建的首个“婴儿安全岛”，原定地点位于市区飞鹏巷的市儿童福利院。

　　福利院东侧大门口有一幢二层独立房，一楼就是准备用于安全岛建设的地方，面积近10平方米。房间已腾空，墙面贴好了装饰的木条。从硬件设施上看，再配备婴儿床、保温箱、空调、延时报警器等，就可投入使用了。

　　今年1月，我市开始筹备建设“婴儿安全岛”，预计今年3月投用。对于暂停施工的原因，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首个“婴儿安全岛”到底选址在市儿童福利院还是医院存在异议。

　　这位负责人认为，“婴儿安全岛”设立在医院，一旦发现弃婴，医护人员可在报警的同时，马上对弃婴进行救护。该负责人还说，位于瓯海区南白象街道的温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已在建设中，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市儿童福利院就要搬迁新址。

　　从民政部门对推进“婴儿安全岛”建设的谨慎态度上不难看出，纠结的并不仅仅是选址问题，更多的是如何确保“安全岛”的安全运行。

　　这几天，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陈微微一直在关注广州“婴儿安全岛”因不堪重负而暂停的新闻报道。

　　陈微微说，广州儿童福利院的床位有1000多张，而温州的儿童福利院床位只有100多张，却有300多个孩子，其中一半在福利院外生活，通过院外租房、社会家庭寄养等方式解决。

　　弃婴者对广州“趋之若鹜”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交通条件便利、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集中”。在温州全市和省内其他地方，还未建成投用“安全岛”之前，温州率先推出是否也会引发像广州一样的“弃婴潮”？

　　引发“弃婴潮”，并不是“安全岛”设立的初衷，却是福利机构可能要面对的结果，省里3个试点城市似乎谁都不愿意成为“首家”。

　　陈微微说，去年该院接收了100多名被遗弃的孩子，有来自医院的、公安的，也有直接送上门的，大部分孩子都是残障儿童。虽然弃婴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如果因“安全岛”的投用而出现弃婴数量骤增的现象，不要说经费的问题，就是照顾孩子的人手一下子也无法安排。该福利院编制60多人，这还包括了缺编、被借用的人。另外，院里目前仅有一间能容纳10人的隔离房，弃婴数量一旦猛增将无法满足需求。

　　有人认为，没有“婴儿安全岛”照样有弃婴，“安全岛”的设立和“弃婴潮”的出现并不构成正相关，但弃婴的确会集中流向较大的收养机构。

　　顾虑重重使用不当是谁的责任？

　　除了担心弃婴数量会在短时间内骤增，“安全岛”设立后有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民政部门所忧虑的。

　　比如，“安全岛”是否要安装摄像头？从尊重隐私的角度考虑，不应该安装摄像头等设施，但万一发生弃婴被盗事件，公安机关如何取证？如果出现像广州那样的抛弃死婴事件，福利院如何解释清楚？

　　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楚说，他不赞同在“安全岛”内或附近设置摄像头等监控设备，这样的做法侵犯了弃婴父母的个人隐私，因为担心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和被追究法律责任，弃婴父母不会或者不敢将孩子放入安全岛，而是会选择丢在福利院周围或者其他地方，那样等于变相将弃婴拒之门外。

　　再比如，“安全岛”内有保温箱等设施，就算明示使用方法，但谁能保证每位弃婴者都能正确使用？如使用不当，造成婴儿受到伤害或死亡，责任谁来承担？

　　陈楚认为，如因家长操作不慎造成的婴儿死亡，责任应该由弃婴者承担；如是福利院工作人员工作疏忽，造成的婴儿死亡，应该追究工作人员的责任。在没安装摄像头的情况下，一时无法确认责任的，应该由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再去追责。

　　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陈微微说，弃婴身份的确认，婴儿安全的确保等，都需上级部门与公安、财政、卫生计生等部门做好协商。“安全岛”建设投用前，细节上要周密考虑，必须慎重，因为它关系的是一条条小生命。

　　陈微微说，不管怎么样，“婴儿安全岛”肯定要建，只是各种相关的配套必须要同时跟进，且不断完善，这样才能让“安全岛”真正安全。

　　陈微微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去年，平阳曾发生一起遗弃事件，刚出生的孩子被家人遗弃在荒郊野外，被人发现时，婴儿身上爬满蚂蚁，多处遭蚂蚁啃咬。

　　男婴在苍南县妇幼保健医院出生，患有唇腭裂(俗称“兔唇”)，孩子的父亲和奶奶将其遗弃在平阳水头一山脚下。事发后，男婴获救，陈某的岳母在明知女婿参与遗弃男婴的情况下，受亲家赵某指使，与赵某一起到公安机关谎称遗弃男婴是其两人共同所为，作假证明共同包庇陈某。

　　今年1月，陈某被平阳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其母赵某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其岳母也因包庇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如果有‘安全岛’，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陈微微说，她们曾给这个孩子送去唇腭裂儿童专用的奶瓶等，还告知孩子的家人“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可以为其免费治疗唇腭裂，家人最终接受了这个孩子。

　　一关了之？背后是儿童保障机制的缺失

　　“我不赞成福利机构暂时关闭或者停建，收留弃婴原本就是福利部门的义务。”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专家徐旭东说，不能因为弃婴人数暴增，而简单地一关了之。

　　徐旭东说，弃婴问题真实存在，不会因为视而不见就消失。关闭后，那些弃婴可能会被一些狠心的家长置于更加恶劣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可能会更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有人认为，有了“婴儿安全岛”，弃婴数量剧增在意料之中，暂停“安全岛”也许是件好事，对一个城市来说，“安全岛”不能一建了之，而应该考虑到是否具备应对弃婴数量骤增的能力？接收弃婴后如何进行安置？保障机制能否跟上？

　　徐旭东说，在弃婴问题无法杜绝的前提下，关键是要找到造成弃婴的原因，对症下药。要解决弃婴问题，不能只依靠设置“安全岛”，而要从源头上防止弃婴现象的出现，比如加强婚前检查、做好出生缺陷预防等，以提高生育质量。

　　遗弃生命，任何理由都是苍白无力的。然而，那些弃婴的父母又何尝愿意如此？遗弃病婴的背后是儿童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徐旭东说，完善医保制度，提高儿童制度福利，鼓励民间公益组织参与救助，也许才是解决“安全岛”难题，减少社会弃婴的有效办法。

　　市儿童福利院院长陈微微说，以前该院每年都接收七八个患有唇腭裂的婴儿，现在这类婴儿不多了，去年只有3例。原因就是像“世界温州人微笑联盟”这样的公益组织，可以免费为患者治疗唇腭裂，有办法有能力治疗，哪个父母会忍心遗弃孩子？

　　在欧美，“婴儿安全岛”也经历过叫停的摸索阶段。一直比较关注“婴儿安全岛”的温州大学社会学博士王新老师说，“安全岛”设立之初应该要了解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并结合温州本地的实际财政情况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弃婴的社会管理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民政、卫生、社保、公检法等部门配套进行。弃婴人数暴增等情况是这个新事物发展中的必然过程，职能部门不能因为出现困难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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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的“安全岛”

　　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于2011年6月在全国设立首个“婴儿安全岛”。此后，西安、南京、天津等地相继开展试点工作。据报道，全国10个省份(市、自治区)现已建立了25个婴儿“安全岛”。

　　从“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情况看,各试点城市的差异很大。最早开展试点的石家庄市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接收弃婴约180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于2013年4月开展试点,至2014年2月仅接收4名弃婴。

　　“婴儿安全岛”最早起源于欧美的发达国家，德国、意大利、捷克、俄罗斯等国家都设立了这种设施。

　　德国的汉堡于2000年设立了该国第一个弃婴保护舱。根据汉堡媒体公开报道的统计数据，2000年到2005年，22个被留在弃婴保护舱的婴儿全部存活，其中7人还被父母接回(在德国，将婴儿放置于保护舱的家长可以在八周内反悔，并前来领回自己的孩子，而不须负担任何法律责任)；而在同一时间段，在德国汉堡被非法遗弃的4个婴儿仅存活1人。

　　在亚洲地区，2009年，韩国一位牧师在教会围墙上安装了一个弃婴接收箱，遭到韩国保健福利部的反对。2007年，日本九州一家医院在外墙上设置接收弃婴的保温箱，电视台也为此进行了公开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