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日报：雅致古朴“外翰林”

　　孙建胜文/摄

　　龙湾区海滨街道蓝田村王超忠家，保存有一方匾额。匾为杉木质，高61厘米，宽164厘米，厚4厘米，上下三块接拼而成，中双钩镌刻“外翰林”三大字，楷书。上款阴刻两行：“钦命头品顶戴、经筵讲官、学部尚书、参预政务大臣唐景崇为。”下款亦为两行：“附贡生王炯立。宣统二年岁次上章阉荗秋月谷辰。”整方匾额雅致古朴。

　　唐景崇(1844-1914)，字春卿，广西灌阳人。清同治十年进士，后为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典试广东，明年主会试。历兵部、礼部侍郎，权左都御史，出督浙江学政，督办广西团练。光绪二十九年以工部侍郎典试浙江、督江苏学政。旋调吏部侍郎，擢学部尚书，改学务大臣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谥文简。著有《新唐书注》、《新唐书刊误》等。《清史稿》卷四四三有传。

　　唐景崇官居从一品，却为地方上一个附贡生立匾额，并称其为“外翰林”，可以推知匾额主人王炯的不凡学识与事迹。据王超忠说，王炯为其曾祖，永嘉三甲王鸿年、王荣年等都是王炯的学生。查《王氏宗谱》，蓝田王姓迁自平阳西岙，始迁祖王钦贵，其孙王树世。

　　王树世(1848-1934)，字名昌，号炽三，学名阙。光绪九年曾被选取为佾生(清廷及文庙举行庆祀活动时充任乐舞的生员)。光绪十六年以第十六名考入县学，时年四十三。据王超忠指定及遍查全谱惟此一庠生，可知王树世即为匾额主人王炯。

　　王炯生平事迹除以上宗谱记载之外，至今找不到更多的资料。匾额作“附贡生”，当是在入泮后以纳捐等途径取得的资格。王炯以这样的事迹资料，确实够不上当朝学部尚书对他的旌表。

　　“外翰林”称号，见于清梁章钜《称谓录·刑部》：“《客燕杂记》：嘉靖中，李攀龙、王世贞俱官西曹，相聚论诗，建白云楼榜诸君诗，人目刑部为外翰林，亦称西台。”在古代科举制中，翰林院是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明代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规定。所以即使是李攀龙、王世贞这样的大儒，也以未入翰林院为憾。他们结社刑部，与正规的翰林院分庭抗礼，被当时人名为“外翰林”，此名或以此为始。清朝在明代的基础上又特创翰林大考、考差制度，使翰林院成为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机构。而“外翰林”称谓也进而被广义为地方上文化高并具德望，而未入仕的士人。如英桥王氏“外翰心一公”(《馥亭翁暨王宜人合窆墓志》)亦为附贡生，浚河捐田，赈饥建祠，并创永场文成会。

　　唐景崇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督浙江学政，该年王炯已入泮九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以工部侍郎典试浙江。今虽找不到唐景崇与王炯交往的史料，但唐两度督试浙江学政，对境内在册的读书人应有所知，王炯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废除，清廷设立学部，荣庆首任学部尚书，学部统辖各省学堂。各省改学政为提学使司，府、州、县设立劝学所。

　　《清史稿》载“迨科举罢，廷试游学毕业生，皆倚(唐)景崇校阅”。宣统二年(1910)，唐景崇擢学部尚书，是清朝最后一任学部尚书。该年王炯年六十三，其附贡生资格应于数年前取得。笔者推测，王炯在先前多次应试都不中的情况下，转而致力于地方的教育事业，并且取得成绩。据《清史稿》载“是时学说纷歧，景崇力谋沟通新旧，慎择教科书”，王炯或是在沟通新旧学及改订小学课程、推广识字课本等教育工作中做出成绩，而得到唐景崇的赏识与推崇。此外，唐景崇对王炯立匾旌表最可信的原因，可能是王鸿年之请。王鸿年于宣统二年充留学生考试襄教官，时唐擢学部尚书，很可能应部下门生王鸿年之请，为其启蒙师立匾。

　　“外翰林”匾的发现，重现蓝田王氏家族的曾经辉煌，填补龙湾区晚清史的一段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