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日报：兴盛半世纪的永强制糖业

　　项有仁

　　时近冬节，记得30年前每年这个时候，一登上龙湾茅竹岭，远望东面永强(今龙湾区)平原就会有阵阵糖香扑鼻而来。制糖，原是一项在冰天雪地中的露天作业，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长达半世纪中，糖蔗一直是永强农业中的主要经济作物，红糖也成为永强农业生产中的拳头产品。

　　民国引入亩产千斤

　　温州糖蔗种植已有上千年历史，清光绪《永嘉县志》上就有“唐土贡蔗皮色青紫，一种黄色者可煮汁为糖，名糖蔗”之记载，而盛行于永强却是民国时期的事。1930年左右，南有新河村的曹赞侯，北有下兴村的张阿松，分别自福鼎和瑞安马屿引入糖蔗，三五年时间各村纷纷效仿，很快遍布永强。

　　最初引进的品种叫白蔗、油蔗，油蔗质脆多汁，但出糖率不如白蔗，所以普遍种植的是白蔗。一般亩产500—600斤左右，少数达1000斤。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引入优良品种，亩产步步提高，最后亩产几乎都逾千斤，最高有达1800斤。

　　制糖设备也随之逐步改进提高。30年代初引进的绞糖石只12齿，后改进为14齿、16齿、18齿，到50年代中后期，动力压榨机取代了绞糖石，在冰天雪地中的露天作业改为厂内作业，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制糖工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是煎糖，原来一直沿用“梅花灶”(4口镬成梅花状)，耗工耗柴又影响质量，60年代中期改为“一字灶”(5口镬成一列)，大大节约了工本，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

　　糖的质量差距很大，国家收购时曾分成3级9等，差的每市斤0.8元，好的每市斤2.61元，等外品拒收。糖农一年辛苦的效益取决于煎糖的成功与否，而煎糖的技术性很强，随机性很大。关键是烧煎中投放附加剂蛎灰是否适量，因为当天不同气候下与老嫩不同的糖蔗，须针对性地投放不同分量的蛎灰，而这完全取决于掌勺师傅目测口尝的经验。

　　30年代引入糖蔗初期，永强煎糖掌勺师傅都聘自马屿。随着制糖业兴盛，永强本地陆续冒出一批掌勺能手，最著名的有七甲的项公荣，时人尊称“大师傅”。他能熟练地根据镬内糖汁的颜色、气泡、味感，准确地投蛎灰，煎出好糖。

　　半个世纪经济支柱

　　糖蔗自从引进到永强后，直到80年代中期，在长达半世纪中成为永强农业的主要经济作物，而红糖几乎成为经济支柱、拳头产品，支撑着全区农村经济的运行。家家户户的一年费用等候年底的“糖银”开销。如七甲全地(5个村)当年就有农民股份制的土式糖绞厂21座，每座昼夜产糖500斤左右。以每年平均生产40天(冬至前开始到过年前结束)，则年产红糖40万斤左右。

　　七甲有民谚称“一千烟灶一万人”，那么平均一户可得红糖400斤，折合稻谷1000斤左右。这对解放前萧条的农村经济来说，无疑是帖有力的强壮剂。据说当时每300斤糖就可调换得一座五间瓦屋的杉树屋柱，七甲那时的好多草房就凭此而改造为砖瓦新屋。制糖业的兴起带来了市场的活跃，解放初期出现过由地方上牙郎、商贩等人合股的购销农副品的“联兴行”，收购推销红糖为主，兼营槐豆，白豆等物。

　　70年代，永强全区收购红糖达800万斤，以1：2折算也等于1600多万斤稻谷，而全区稻谷的全年连征带购也不过2000多万斤(1960年为3000万斤，到1979年减至2100万斤，其实仍含过头粮)，足见制糖业在全区国民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环境适宜走红永强

　　糖蔗之所以会走红永嘉场，有其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两方面的成因。如自然环境的优异。糖蔗是热带、亚热带作物，喜温喜湿、耐咸耐肥。温州的温和气候和充沛雨量为糖蔗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大环境。永强滨海，土粘咸重，含有机质丰富，水域面积大，这种特殊的水利条件更适宜糖蔗生长。

　　经济利益的驱使。永强滨海一带当年每亩番薯只能产薯丝500斤左右，折合稻谷不到350斤，改种糖蔗后其价值可换谷1000斤左右。而当年下横路一带主要经济作物是落花生，每亩产量也不过500斤左右，价值远不如糖蔗。

　　糖蔗生长潜能大，增产与投工投肥“同步增长”。当地人戏称糖蔗真正称得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有求必应”的“最有天理良心”的作物。它耗肥量大，追肥“多多益善”，它要深耕细作，培土锄草“不厌其精”。辛勤侍候，它可长得又粗又长，亩产达千斤以上；懒惰怠慢，则长得又细又矮，亩产300—500斤。工本投入与产量成正比例，不似水稻、棉花等要适量，过分反会造成减产。

　　糖蔗的上述特征正好适应不怕忙不怕累不怕苦的永强人。永强有民谚：“正月初一开田眼，不算勤力不算懒”，是说大年初一出工还算不得勤力，因为你过年前未开好田眼。一句话入木三分地表达了永嘉场人的勤奋精神。糖蔗的生物性特征赋予了永强人“英雄有用武之地”；永强人的勤奋精神为糖蔗的生长提供了最充沛的滋养，为红糖生产铸造了雄踞温州地区首席地位的辉煌。

　　改革开放退出舞台

　　可是红极一时的永强制糖业却在80年代大好形势下，黯然地走完了灿烂途程，至1986年左右全部停止生产，成了永强农业史上的匆匆“过客”。糖蔗退出永强农业舞台，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必然。

　　首先是农村的体制变了。80年代改革开放敞开了农民发家致富的阳光大道，无须千辛万苦再挤种植糖蔗这条独木桥。当年糖蔗藉以走红的“耗工大户”优势，在劳力紧张的新形势下，成了促使其消亡的致命弱点。过去温州人多地少，劳力严重过剩，而永强尤甚，所以“耗工、耗肥、高产”的糖蔗一经传入，即走俏全区。在当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糖蔗成为他们最理想的选择。解放后，农村丰厚的劳力资源在计划经济桎梏下仍只有“唯农是从”。

　　80年代联产承包制贯彻后，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对农村劳力资源的垄断，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劳力变成严重不足，又忙又累又苦的“耗工大户”糖蔗，也就难免落下个“美人迟暮”的命运。

　　其次是开放了的糖业市场面临“狼来了”。红糖当年是国家统一收购物资，定价低廉，计划经济时期依靠附带的物资弥补(每斤红糖收购供应煤2斤，肥田粉15斤)，来协调农民的经济效益。向市场经济转型后，票据取消，市场开放，种糖蔗已远不如种粮食、蔬菜等其他作物合算了。尤其是糖类市场开放后，外地糖、外国糖充斥市场，市价每斤0.7—0.8元，敞开供应，种糖不如买糖。

　　此外还有一个偶然性的原因是那几年蔗螟流行，糖蔗病害严重，无药可治，促使农民弃糖从粮。种种原因导致永强的糖蔗越来越少，糖厂因无货源停闭，国家也停止了收购，辉煌的永强制糖业终于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