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铁腕”拆违 从政府部门和党员干部入手

　　一方面是土地已划拨但因违建难拆而造成土地“转而未供”，荒置多年；另一方面，“转而未供”的土地因荒置而导致大量违建遍布。

　　盘根错节的古树下，瑶溪镇永胜村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悠闲地纳凉、聊天，眼前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工地以及拆违后的残垣断壁——早在两年前，这片土地就被温州市政府划转为安居工程用地，但至今只有睡了两年大觉的工程设备和锈迹斑斑的简易房。

　　像这样“转而未供”的地块，遍布温州。

　　温州市国土资源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9年，全市“转而未供”土地近10万亩，几乎相当于两个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面积。

　　荒置的土地影响的不仅是发展，还有城市形象。

　　2011年4月25日，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城市转型发展破难攻坚大行动动员大会上坦言：“咱们不说温州是全国最脏乱差的，至少在全省11个地市中是最脏最乱的。”

　　正是从这一天起，温州拆违行动拉开大幕。

　　按照“党员带头、群众自拆、难点先行、硬仗突破”模式，两个多月时间内，温州一些重大、典型的违规建筑被拆除。

　　对于这次大规模、大面积的拆违，外界纷纷以“高压”、“强势”、“铁腕”等词汇形容，但反观背后，未发生一起暴力抗拆事件的事实或让温州拆违成为一个样本。

　　现在，永胜村“转而未供”土地上违建户已从15家减到7家。

　　　“转而未供”与违建

　　“没想到一等就是两年多。”中设建工集团瑶溪住宅区西地块4组团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工程(以下称“4组团工程”)的负责人汤宝仁颇感无奈，“2009年2月，我们以1.5763亿元的竞标价拿下这个工程，然后就组建项目管理队伍，入驻了设备和仪器。但拆违没有完成，施工许可证也办不下来，工程开不了工，只能眼睁睁看着材料、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公司损失太大了。”

　　汤宝仁坦言，在4组团工程上，公司损失的是财力，而政府损失的是诚信。

　　4组团工程计划建造8幢楼，包括672套住宅和1个配套幼儿园，总建筑面积75000多平方米。由于建筑用地范围内有上万平方米旧房未完成拆迁，加之部分厂房现行违章，最后导致供地只得被迫“等”在路上。

　　直至2011年温州市城建体制改革后，有关拆迁、拆违工作由新组建的温州市工务局负责牵头实施。

　　“这些违章建筑五花八门，包括民宅、仓库、厂房和工棚，其中有10多处是2000年以后搭建的。”温州市工务局旧城改建办副主任陈建新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2000年后搭建的违章建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早就应该予以拆除，当拆不拆给整个工程带来了后遗症。而现在跟农村违章建筑搭建者接触难度很大，需要挨家挨户去谈，平均每户要去几十次。

　　温州市工务局局长留洪光也透露了4组团工程拆违的难处，“我们接手工作时，4组团工程还有15家还未拆除，在瑶溪镇的配合协调下，如今已经拆了8家，这其中包括地块所在地永胜村村支书邵崇清自己的一处违章建筑。”

　　留洪光告诉记者，下一步仍遵循“耐心协商去清障，依法强制去拔钉”原则，人性为主，如果不行，就走司法程序了。他特别强调，如果走司法程序，违章建筑将得不到一分钱的补偿。

　　类似压力不仅来自瑶溪。

　　在上田片区，拾荒者搭建的一个个简易棚散布在塘河岸边，一些企业肆无忌惮地将违章厂房搭建至河边；汤家桥路与学院路交界处的一段围墙后面，大片闲置的的土地为违建棚屋提供了便利；鹿城区的龙沈村以脏乱差闻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这里附近有一块空地，被征用后无人管，周围的人都往这里倒垃圾……

　　一方面是土地已划拨但因违建难拆而造成土地“转而未供”，荒置多年；另一方面，“转而未供”的土地因荒置而导致大量违建遍布。

　　恶性循环下，温州已“疮疤”滋生。

　　把脉“疮疤”

　　就在温州城建体制改革之前，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在一份专题报告中将“转而未供”现象归纳为十大原因：政策处理不到位，规划调整、审批时限过长，“三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未到位等。[Page]

　　对此，温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方益权并不认同。他认为，温州市国土局提出的所谓土地“转而未供”的“十大原因”，其实大多仅仅是借口——因为没有尽善尽美的法律和政策，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划……如果有了这些借口就可以懒政而不为此负法律责任，那么政府部门将一事无成，公信力也就会丧失殆尽。

　　瑶溪镇一名基层干部也借4组团工程用地“转而未供”现象做了分析，认为部门之间衔接、配合不畅，是导致转而未供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龙湾区瑶溪镇政府了解到，针对4组团工程迟迟不能进场施工的情况，相关部门以及乡镇之间最近已加强协作。但该镇副镇长邱朝瀚也透露，地块中的高压线及其铁塔转移也是老大难问题，应属安居工程指挥部来完成。但去年底原安居工程指挥部合并到城投集团(即温州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后，“对方没有跟我们联系，也没有要求我们来配合”。

　　7月12日，城投集团党委委员、负责拆迁工作的郑智龙主任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关于转移的高压线，我们年初就把报告递到了龙湾区政府，但至今没有回复，所以我们和镇里基本就没有接触。”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胡经琨分析说，“转而未供”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职能不清、责任不清，内部机制混乱，外部没有压力，部门之间就会相互扯皮推诿，能推则推、能拖则拖。

　　温州房地产业人士林先生告诉记者，个别单位的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有些部门的唯唯诺诺、互相推诿，还有一些执法人员敷衍了事，让那些乱搭乱建的人钻了政策和监管的空子，导致违章者有恃无恐，明目张胆。“你家违章没有人管，我家马上也跟上”。

　　对此，陈德荣也坦言，前期初步清理的165项历年遗留项目中，绝大部分都是政府工程，有审批、规划等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政策处理问题。

　　　“铁腕”拆违

　　在“十二五”期间，每年需5万亩土地供应的严峻形势下，10万亩“转而未供”的土地晒着太阳，不仅是一种浪费，更破坏了城市的发展和形象。

　　就在“转而未供”土地清理动员会上，陈德荣强调，要理清历史旧账，开辟供地新路。

　　结合陈德荣的新思路，温州市进行了城建体制、财政体制改革，推出了项目法人责任制、属地牵头负责制等诸多举措，并决定年内基本完成供而未用、用而未尽土地清理工作，把“六必拆”落到实处。

　　“六必拆”中，“党员干部、公务员等人员的违章必拆”摆在首位，其次是沿路沿河视线范围内的违章必拆、列入“破难清障”范围的等。

　　两个多月时间里，温州拆除了梧田老殿后村老人协会、蟠凤村老人协会等一批影响较大的典型违章建筑，拆除了被称为温州最牛违建市场的梧田“寮东非法市场”，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没有发生一起暴力对抗事件，这是前所未有的。”温州市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执法监督处处长谷一超如是说。

　　但没有暴力对抗并不代表没有异议。

　　“上门动员拆违时，有些居民就不服，说十几年都没拆，现在为什么拆？有些说别人家还没拆，不能先拆我家的。还有，不少违建是社区合并之前就存在的，而且‘租过租、买过买’，有些情况现在要讲清楚却很吃力。”松柏社区主任林文花感慨说。

　　6月27日，温州市委办、市府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实行市区各级行政事业及公营单位“零违建”报告制的通知》及《关于实行市区党员干部“零违建”报告制的通知》，要求有违章建筑的单位必须确保年内自行全部拆除，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拆除而被强制拆除的，一经查实，一律追究责任。

　　这些消息传出后，违建户们已无法再找“借口”。

　　“我们还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配合，建立起层级监督考核制度，过去，在这个环节上常常会出问题。”谷一超说。

　　或成样本

　　“拆违章，柿子不能找软的捏，不能欺软怕硬，要找硬的捏，不能杀鸡儆猴，要杀猴儆鸡。”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破难攻坚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为此行动定下了“强势”的基调。[Page]

　　对“钉子户”保持“强势”和对党员干部等公职人员实施“高压”的同时，对普通市民却尽显人性。

　　温州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胡立同告诉记者，在此次行动中政府坚持了十六字方针：三层落地，即对1997年前的历史违章，不管盖的是1层还是2层楼，至少按照3层给予补偿；五十保底，涉及安置问题的，至少按照50平方米每人来计算；产权安置，只要有产权的全部安置；违章不计，虽然规定了1997年以后违章搭建被拆除的一律不赔，但对普通违建住户，在2000年以前违建的该补偿的给予补偿，该安置的给予安置，该置换的给予置换。

　　这也是温州“铁腕”拆违至今未发生暴力对抗事件的原因。

　　而此次拆违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关于有关部门不作为的讨论。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胡经琨向记者表示：“温州依法拆违可以说是敢为人先，走在了全国前列。声势之大更是史无前例，但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厘清，特别是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和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的监督和监管，所以在理清历史旧账的同时，应该尽快启动行政问责制。”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对政府这次重拳拆违行动给予了肯定，认为温州之举为全国其他城市处理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和样板。他强调一定要在依法拆违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加强和加快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解决和方式创新，逐步形成常态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