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日报：从永嘉场大使印 解读龙湾千年古盐场

　　

　　▲永嘉场大使印外观

　　▲永嘉场大使印印文

　　▲永嘉场大使印边款拓片

　　瓯越文物

　　王邦敏张益欣

　　日前，一枚与龙湾历史有关的清朝官印在妙果寺古玩市场出现，龙湾区文博馆得知这一消息后，赶赴妙果寺与持印人火箱麟古玩店程爱麟先生协商，征得这枚古印章。

　　程先生于7年前从一说永嘉口音的中年男子手里购得此印。这是一枚长方体带柄黄铜印章，长75毫米，宽45毫米，厚14毫米；印的正面从右向左阳刻四列文字，其中右侧两列为小篆“永嘉场大使记”，另两列为对应的满文；背面阴刻满文；两侧面的一侧刻有“乾隆十七年二月”；另一侧仅“乾、廿九”三字尚清晰可认，其他字迹稍显模糊。印章把柄尾端锯断，残柄长85毫米。经鉴定，这是一枚清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监制的永嘉盐场场大使印章。这枚印章的出现，重新勾起人们对温州龙湾这座千年古盐场昔日辉煌历史的追忆。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瓯越先民就有“煮海为盐”的记载，袁康《绝越书》记载了越国“朱余为盐官”。《唐书·食货志》和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食货四》载，永嘉盐场是唐代全国十大盐场之一，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盐区之一。至宋代，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永嘉盐业蓬勃发展。形成永嘉、玉环、乐清、瑞安、平阳五大盐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元代实行民制官收，场设司令，永嘉场得以继续发展。明改行聚团公煎法，场设盐课司大使，永嘉场达到鼎盛时期。万历《温州府志·食货·盐课》道：“旧额(指弘治间，1488—1505)办盐6745引331斤(合1349吨)，每丁分与沙坦一亩，仍官给铁锅牢盘一口及山、荡樵采，以资耕煎。”此外，官府对成品按每引(400斤)给工本米一石(50斤)的标准予以收购，同时免除灶户各种杂役，刺激了盐业生产。至嘉靖间(1522—1566)，由于倭寇的骚扰，朝廷实行禁海，永嘉场开始衰落。十三年，“永嘉场盐课司岁办盐3592引300斤”，仅为弘治间产量的一半。即使如此，万历五年(1577)，王叔果在《英桥王氏族谱》中写道：“邑之里一至五都，居氓鳞比为灶，而办盐业丁数独位于他场……沙坦延袤数百里。”可见永嘉场鼎盛时期是何等繁华。

　　清承明制，清初为了扑灭抗清烈火，朝廷不仅继续海禁，而且于顺治十八年(1661)下令迁界，“场灶全弃界外，灶丁迁徙四散。”(康熙《永嘉县志·食货·盐法》)永嘉场从此一蹶不振。康熙九年(1670)，边界展复，勘定老城至沙村一带垦坦680亩，设灶68所，仅产盐163200斤，为鼎盛时的6%。二十一年，永嘉场一度并归双穗场。雍正七年(1729)，又复置。据乾隆《温州府志·盐法》载：“至乾隆间(1736—1795)，永嘉场尚新分五廒，共配26团，煎灶98座，每灶铁锅4口。”

　　上述史料说明，永嘉盐场不仅是温州最早的盐场，也是全国古代的重要盐场之一，对温州的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今的温州市龙湾区永强，便是从永嘉盐场、永嘉场等名称沿革而来。有着1000多年制盐历史的永嘉盐场，其地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步演变简称为“永嘉场”“永场”。因“场”与“强”在温州方言里同音，故“永场”又进一步演变成今天的“永强”。

　　至于“大使”之官称，始于北魏正光五年(524)，以郦道元为大使，慰抚六镇。隋初有安抚大使；唐初有黜陡大使、经略大使，唐亲王出任节度使称节度大使，其副使称副大使知节度事，负责实际事务；宋以重臣出任安抚、经略、制置等使者，多冠以大字，如“制置大使”等。元时“大使”变为事务官的专称，如场大使、库大使、制大使、税大使、仓大使等事务官员，明、清沿袭，为低级官员。据清《永嘉县志·官署·贡赋场官》载：“清雍正六年以后，永嘉场盐大使为朝廷正八品以上官”。此印可能与乾隆朝时任永嘉盐场场大使的薛蜚甝(陕西韩城人)有着某种关系。[Page]

　　盐是国家的“专卖商品”，盐税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制盐是国家的“特种行业”。如今，历时千年的永嘉盐场逐渐湮没于鳞次栉比的楼宇和厂房下。此印的出现，应对研究永嘉盐场历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