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热潮大背景下的龙湾“文史现象”

　　12月27日是龙湾建区30周年。12月30日，龙湾将举行《龙湾区志》《沙城镇志》《坦头村志》“三志齐发”活动仪式，为建区30周年献礼。接下去，龙湾各街道志、部门志、村志、校志也将全面铺开，形成龙湾“修志”热潮。而在这背后，是以龙湾历史学会为基地，活跃着的一帮文史研究者，他们老中青皆具，孜孜不倦从事地方文史的挖掘整理撰写，从而形成了修志热潮大背景下的龙湾“文史现象”。

　　先贤修志不辍：主纂八部地方志

　　讲起修志，龙湾人挺自豪，明代纂修的三部《温州府志》(弘治温州府志、嘉靖温州府志、万历温州府志)均为龙湾乡贤所修。同时，还创造了两个之“最”，龙湾王瓒编纂的《弘治温州府志》、王叔果编纂的《嘉靖永嘉县志》分别为温州现存最早的府志和县志。

　　弘治十六年(1503)，温州知府邓淮倡修府志，因“榜眼王”(后人尊称)王瓒“尝修国史、修《会典》”，理论与实践经验都很丰富，区区府志驾轻就熟，还不是小菜一碟，于是敦请他重加编辑，短短一年时间，总共二十二卷的《温州府志》就大功告成。明代龙湾人、王叔果之子、英桥王氏名士王光蕴语：“吾温故有志，其可考者始于宋《永嘉谱》。至我明洪武初有《图经志》，弘治间，而宗伯王文定公瓒始更为之，迄今百年矣。”王瓒做梦也没想到，四五百年后，他修的这部志竟成为温州现存最早的一部府志。庆幸的是，温州学界名宿胡珠生先生领衔主编《温州文献丛书》时，他亲自校注《弘治温州府志》，作为丛书之一，2006年3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嘉靖十六年(1537)，龙湾人、人称“张阁老”的首辅张璁致仕归里后，闭门谢客，独自编写了一部八卷本的《嘉靖温州府志》。毕竟政治家的思路眼光、材料取舍及内容设计与文人学士大有不同，他的修志思路与他载入史册的“大礼仪”一样不按常理出牌，务求经世致用。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后遭到了瑞安大儒孙诒让的批评：“其书承王《志》之后，而卷数乃不及王《志》之半，盖吾乡地志简陋自此始矣……《志》中义例及纂修缘起悉未论及，欣沾沾焉以议礼自矜，尤为非体。盖文忠之学，长于论辩而疏于考证。志乘虽卑，要亦具体正史，非擅三长不副兹选，未可任意刊削，自矜简要也。”

　　话虽这么说，但今天看来，个人修志不仅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还需要极大的勇气。纵观全国，个人修志者寥寥，若有也实属凤毛麟角。“毁也春秋，誉也春秋”的结局，乃修志者历史宿命，也是个人修志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原因之一。但历代也不乏敢吃螃蟹的人，如宋乐清王十朋撰修的《会稽三赋》，其形式是文学作品，论内容是地方史，但又是方志的组成部分。又如清泰顺林鄂父子十八春秋独家修纂县志《泰顺分疆录》，成为泰顺建县500多年来难得的一部志书。

　　史载，温州在明代270多年间共纂修府志5种，县志15种，共计20种。其中，单单王叔果、王光蕴父子俩就一共修了五部志书，对温州地区的修史编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叔果亲手编纂了九卷本的《嘉靖永嘉县志》。《中国地方联合目录》载：“嘉靖《永嘉县志》九卷，明程文著修，王叔果纂。嘉靖丙寅四十年刻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有胶卷。”2009年该志被列为《龙湾文献丛书》第一辑篇目，被编校出版。

　　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子承父业，王光蕴对父亲的《嘉靖永嘉县志》作了修改，扩充了内容，终编成十七卷的《万历永嘉县志》。王光蕴去世后，明文坛大家绍兴李维桢为他写的《宁国郡丞王公墓表》说：“公所辑《永嘉县志》《温州府志》，有良史才。《县志》则继西华公(指其父王叔果)成者。”(《大泌山房集》)据潘猛补先生考证，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万历永嘉县志》万历壬寅三十年刊，残存十一卷(1-11)，瑞安玉海楼藏残卷。孙起殿《贩书偶记续编》七：“《永嘉县志》十七卷，明邑人王叔果纂，子王光蕴重修，万历壬寅刊。”今日全帙难觅矣。

　　其实，在此之前的万历廿五年(1597)，温州知府刘芳誉也曾延聘王光蕴开局修志，王光蕴纂成了一部十八卷本的《万历温州府志》，孙诒让对该志评价甚高，“此《志》即以两书(《永嘉谱》《弘治温州府志》)为蓝本，故所纪宋元以前旧闻佚事尤多有根据，不似流俗地志凭虚臆造，不可究诘。年代浸远，传播绝稀，印帙偶有，诚吾乡之宝笈也。”潘猛补先生断定此志为明万历甲辰三十二年刻本，尽管首卷序文缺，凡例缺。但此书疏行大字，白皮纸精印，竟为明代刻书之佳品。

　　讲到该志的影印本，顺便插一段梅冷生先生往事。1951年春，温州农村展开土地改革运动，无数古籍一夜灰飞烟灭，惨遭毁坏。当时身为温州图书馆馆长的梅冷生先生心急如焚，深恐乡贤藏书流散民间，遭到毁灭，于是派员到温州造纸厂拣回名贵图书多种。他还身体力行，深入乡镇乡村挨家挨户收购。原玉海楼藏《万历温州府志》为海内孤本，梅冷生先生偶然在瑞安塘下街头一“糖儿担”(即废品收购者货担)里发现，大喜过望，终以数倍复本废书将其换回，因而抢救了国宝。但志书前序与凡例已遭损坏，先生为之惋惜不已。

　　古人做官无非三件事：催税(征粮)、判案、修志。叔果父子政声皆著，政暇之余，不仅热心为家乡修志，还为第二故乡积极撰修地方志。如王叔果知江苏省靖江县时修《靖江县志》八卷，日本内阁文库藏明隆庆已巳靖江官署刻本，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胶卷。王光蕴于嘉靖间曾任江西省宁都知县，后迁宁国府同知，在任时修《嘉靖宁都县志》八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年刊本，《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明莫应奎、王光蕴等纂修”。

　　总之，在明一代，龙湾乡贤一共修了七部地方志，都担任主纂的角色，这在全国还是少见的。

　　到了清代，虽遭迁界浩劫，百姓流离失所，修志盛况不再，但也未就此停滞，如永昌堡王锡琯参与补缀修订《康熙温州府志》。永兴高原人张振夔与鲍作雨合作编纂《道光乐清县志》十六卷，质量颇高。当时张振夔方27岁，应聘与鲍作雨合修《乐清县志》，时鲍作雨已53岁，为该志主编，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到局，无奈只能“主”而不“编”，于是鲍极力推荐张振夔，认为他有良史才，完全可以独立担纲。张振夔果然不负众望，全力以赴，编成县志。后来，孙诒让评论温州各县以往的县志，认为惟有这部《道光乐清县志》以及一部“半成品”的民国《永嘉县志稿》可称“渊雅”。令人高兴的是，如今《道光乐清县志》近年已被列入乐清文献丛书之一，得到校注出版。

　　编纂《龙湾区志》：为建区30周年献礼

　　常言道，当代修志，隔代修史，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清代以前学者的传统观念，认为撰文、记事和修志，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因为地方志属于史部地理类，其本身就是一部地区性多学科的历史，是各个地区的自然演化史、人文变迁史，也是政治、建置、军事、农业、水利、经济、交通、物产、社会方面的盛衰史。

　　时移事易，势之然也。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各地兴起了编纂地方志的热潮，方志界称为“第一轮修志”。龙湾作为温州的东部城郊，因改革而生，以开放而强。它作为新兴的现代化滨海城区、休闲都市，是温州市改革开放、创业创新、科学发展的龙头和窗口，必须迎头赶上。

　　时不我待，机不可失。鉴于地方志是记载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重要典籍。为了加强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领导，2005年，龙湾区委、区政府成立了由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为编委会成员的区史志编纂委员会。从此，《龙湾区志》编纂吹响了集结号，成为龙湾的首轮修志，虽然在全国意义上已经是“第二轮修志”。

　　十年坐得板凳冷，明月清风写春秋。《龙湾区志》作为龙湾历史上单体量最大的文字工程，意义重大。2006年开始，由区委史志办牵头着手编纂工作，初定共分五册十编六十五卷。2007年，《龙湾区志》被列为浙江省十四家、温州唯一一家的二轮修志创优工程试点单位。多年以来，历经筹备及资料汇编、初稿编纂、二稿送审、三稿送审，先后编纂形成2000余万字的初稿、500余万字的初审稿、320余万字的复审稿、350余万余字的终审稿；147个基层单位的200余名供稿人员参与了志书的修编工作。

　　十年磨一剑，在龙湾建区30周年之际，《龙湾区志》终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龙湾区志》作为龙湾境域的首部志书，客观全面地反映了龙湾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现状，阐述了龙湾境域的历史沿革、区域特色和当地优势，展示了龙湾区各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一部宝贵的区情资料性文献。该志书记述范围以现辖区为主，多数事物从发端记起，尽量追根溯源，下限迄于2008年，个别重大事项延伸至2010年。全书分上、中、下三册，总字数350万字、229章、911节，图809幅、表611张；设46编，除编首序外，各章均设无题小序。

　　值得一提的是，在区志的表率下，龙湾的镇志、村志也纷纷跟上，形成了区、镇、村三级梯次的良好势头，修志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日前，《沙城镇志》《坦头村志》也分别在中华书局、方志出版社出版。

　　《沙城镇志》是龙湾区第一部镇志。该志坚持以人为本，聚焦民生，定位于“官修民书”，记述沙城镇自然、人文的历史与现状。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2010年。全志设环境、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保健、民俗、语言、村镇、人物计十二卷，90多万字。此外，还特设“凡人善举”章，收录民间爱国爱乡、热心公益；勤劳节俭、敬业创新；诚实守法、乐善好施；见义勇为、大公无私；团结互让、孝老睦亲等好人好事，以传承列祖列宗传统美德，彰显民间向善向上的民族精神，流芳百世，激励后昆。

　　《坦头村志》是龙湾区第一部村志，也是温州市二轮修志以来第一部村志。全志设村情、山川、社会、人文、人物、氏族、艺文、遗事、媒体报道九章，记述坦头村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人文历史，追溯历史渊源，填补文献空缺，记录当代发展变化情况，颇有历史、文化价值。如其中所记录的口述史，数位年迈的老人在口述后不久即离世。又如人文资源里有许多不见旧志的记载。这些史料大多是第一次挖掘，是第一手资料，很多可以补正史的缺失。

　　总而言之，区志、镇志、村志的同时出版，构成了“三志齐发”的盛事，彰显了龙湾文史界的“修志”热情与实力，也带动了2013年启动的《瑶溪镇志》《白水志》《蓝田志》等加紧编纂，从而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新《温州市志》主编张声和先生说，龙湾“修志”文化从政府到民间已经“漾”开来，并且产生了很好的效应和反响。其实，这也是另一种承绪传统的文化现象，其优点是更加接地气。

　　成立历史学会：为地域文化研究开新路

　　“修志之余玩诗书”，可贵的是，在区志修编过程中，龙湾发现并凝聚了一大批热爱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热心于龙湾乡土文化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老、中、青皆有，并且发展势头良好，为此2009年7月筹建了龙湾历史学会这个平台。它既是修志工作的延续和拓展，更重要的是一个工作载体，为有志于抢救和挖掘乡土历史，研究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界社会人士搭好台、聚好才、唱好戏，为他们提供高效服务。

　　龙湾历史学会自成立以来，日趋成熟，组织网络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学会已拥有一个网络(龙湾地情网)，两个会所(白水姜家坦、天河罗瑶池)，两个中心(龙湾陈宜中研究中心、浙南谱牒研究中心)，三个基地(天河百家姓谱牒收藏研究基地、永强中学乡土教育基地、龙湾实验中学教育基地)，四家分会(海城分会、状元研究会、永兴历史研究会、海滨历史文化研究会)，五家理事单位(温州园通园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方源人造革有限公司、浙江温兄机械阀业有限公司、浙江康赛特阀门有限公司、温州“郑家园”食品有限公司)。

　　五年来，历史学会在乡土文化挖掘与利用方面卓有成效。如帮助海滨街道蟾钟村策划首届“孝文化节”；在钟桥村建立村史展览室，在刘宅村建立乡土图书馆，专门收集温州各县市区的文史出版物。迄今为止，学会出版了会刊《龙湾史潭》11期，会员们出版了《状元发现》《古镇状元》《蒲州文韵》《塘河情韵》《孝在蟾钟》《下垟街》(三期)《永嘉场墓志集录》《陈宜中集》《项乔集》《龙湾诗文七人集》《农耕社会中的龙湾副业》《王璞集》《沙村》《华亭玉牒》《鹤泉集》《点击杨府山》《温州古道·龙湾卷》《我说龙湾》《龙湾民俗》《夕阳山外》《寒山红叶》《世事回望》《式挂和尚传略》等书籍，另有《永强壮歌》《大罗山佛道文化》《状元广记》《潮起海滨》《南疆戎马情》等书正在编撰中。

　　2011年，学会申报的课题《谱牒收藏及姓氏文化研究》获2010年度龙湾区软科学研究项目二等奖及经费补助；陈贤宝、项有仁的研究课题《从沙城镇社会经济结构看温州模式的形成基因》获2014年温州市社科论文二等奖。

　　学会还与高校科研人员保持紧密联系，如香港学者朱鸿林先生、厦门大学张侃先生等。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方坚铭博士在龙湾历史学会研究“永嘉场学”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引用、论证，2012年3月形成省社科课题成果《“永嘉场”地域文化研究》并出版。

　　依托龙湾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历史学会为地域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子。与此同时，在历史学会这个平台上，每个会员的个性特长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发挥。“学会”已经从一种概念发展成一种力量。不少会员撰文著作，研究学问、传承文化，影响日益深远。学会被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社科联评为2011年市社科普及先进集体。

　　王进才潘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