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凌云/文金晓敏/摄
前文化部部长、新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浓墨重彩的人物——王蒙，于11月3日晚出现在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的颁奖现场，他与范小青女士获得了“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81岁的王蒙先生幽默地说：我本来是应该给人发奖的，不应该跑来领奖；老夫聊发少年狂，也算让我卖萌一次。一时，会场里一片笑声。
第二天，温州阳光明媚，我与同事陪同王蒙先生和他的夫人单三娅女士在市区走走，他茶色眼镜片后透出睿智与平和的眼光，头发已经花白，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使他成为共和国文化变迁史上的一个标本。他妻子一身休闲西装，简洁而优雅。我们参观了朱自清旧居、南戏博物馆、温州数学名人馆、池上楼等，还在解放街上的馄饨店里，吃了馄饨、锅贴、青草豆腐。王蒙夫妇称赞馄饨和青草豆腐美味爽口，后来我们在机场分别的时候，王蒙先生还说：总结这一次温州之行，我吃到了温州馄饨和青草豆腐。颇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
一路上，我们轻松愉快地聊了许多话题。
谈人生：
我善于在逆境里寻求正面的东西
对话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我把我珍藏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青春万岁》拿给他看，他吃惊地说，这样的版本连他自己都没有了。他告诉我，写《青春万岁》时，他19岁，已经参加工作了，在北京市东四街道团工委上班，小说写了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学生生活，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记得那是1953年11月，北京的天气冷起来了，他用单位的片艳纸开始《青春万岁》的写作，这种纸很薄、很脆，一面是光的，一面是毛的，比较难写。后来他改在笔记本上写作，写了几大本，是悄悄地写，怕人家说他工作不安心，影响评级。待到一年后写成了小说，他才告诉别人。
曹凌云(以下简称曹)：1956年，您23岁，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震惊文坛，是毛主席多次点名要保护的文学新人，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新疆劳动改造16年。而我读您写新疆的小说，比如《在伊犁》系列，却没有读出您生活中的苦难。您是无论受了多少苦难，也要把文章写得非常快乐？或者就想把新疆写成美好的地方？
王蒙(以下简称王)：我的人生岁月没有遭受过大灾大难，比许多同等处境的人要过得好。那些在“反右”斗争中没有碰到过挫折的人，在“文革”时期处境更悲惨，如周扬的处境就比我悲惨，他被投入秦城监狱，失去长达十年的人身自由，被迫与家人断绝音信。我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被摁住脖子，一切身体的、人身的侮辱都没有经受过，我没蹲过牛棚，家也没被抄过。当然，我是一个很善于在逆境中寻求正面东西的人。所以，我在新疆，在伊犁，我变成了一个研究当地风俗、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人。这是事实。但心情的压抑是有的，并且非常严重，我在一些作品中也有写过，可是我不会停留在那些压抑里。
曹：您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您在新疆当生产队副队长时，骑自行车去买了一瓶酒，回来的路上与朋友遇上了，就一起喝酒，没地方倒酒呀，你们就把自行车车铃的盖子拧下来，倒酒喝。
王：我纠正一下，是当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不是“生产队”。“生产大队”比“生产队”高一级，负责人是股级干部，而生产队队长是组级干部。
曹：所以您在新疆不像被流放，您也不想逃离那个地方。
王：没有想逃离啊，我在那里非常自由，基本上也没有人找我麻烦。我是自己选择去新疆的，要说成“流放”，也是自愿“流放”，自我“放逐”，当时我觉得北京政治气候太浓厚，已难以呆下去了。我很幸运，去新疆之前，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团市委，团市委书记跟我私交很好，当他知道我要去新疆，就给新疆自治区党委一个副秘书长写信，让他对我多加关照。
谈写作：
各人有各人的选择，我不评论
我读过王蒙先生的编年体长卷五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和《青狐》。我问他《青狐》没有以季节命名是否有特殊的含义。他说没有特殊的含义，但写法上与前四部有所不同，中心人物也变了。我说，在社会上引起更大反响的却是《青狐》，其原因有人觉得是书名比较妖艳，又写了女性的身体和欲望。王蒙坦然一笑，说：别人对我作品的看法，我一般不会表态，其实作者解释也没有用，因为作品的表现并不取决于作者的创作动机，而取决于文本。作品往往来自于时代，作家写出的东西属于社会。
在王蒙的文学世界里，时代和政治始终是主角之一，他也一直是一个对社会、对政治深度介入的作家。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从少年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开始，到1957年反右，再到1979年文坛复出，后来又担任了文化部长，他一直置身于政治之中。
曹：那么，对社会和政治的介入，是成就了您的写作，还是妨碍了您的写作呢？
王：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我的介入政治远远早于我的写作之前，我11岁时就已经与地下党有经常性的联系，14岁入党，15岁北平解放我就是干部。我正儿八经开始写作是在19岁。我喜欢沉浸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使我写的东西，别人写不出来，反过来别人写的东西，我也写不出来。我生活资源的广度与深度，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如果我的作品还写得不够好，不是因为资源的问题，而是我没有写好。我不断地深入到社会的潮流当中，但同时我又能够跳出来有所反省。我独特的资源，许多人没有，当然，别人的一些资源我也没有，比如琴棋书画、烧香念佛、酒色财气，所以，互不取代，因为生活不可能只有一种。
曹：的确，生活不只有一种，但有作家认为，作家要远离政治，这种观点您是否觉得太偏了呢？
王(沉思片刻)：各人有各人的选择，我对别人的选择不加评论。如果没完没了地强调远离政治，说明他有一种变相的政治倾向，否则用不着去说，你远离了就远离了吧。不会有任何一个农民会说：我要远离政治；也不会有一个下围棋的棋手常说：我要远离政治。这是我的看法。
曹：最近您的新书《闷与狂》出版，听说《人民文学》责任编辑马小淘对您说“我感觉您已经写疯了”，您也说自己写作时疯疯癫癫。
王：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创作中的“癫疯期”，是一种完全的沉醉。创作就要把自己的切肤之感写出来，切肤之痛写出来。
谈林斤澜：
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很多追求和想法，
缺少知音
这一次王蒙先生来温州，其实也是为了“老林”而来，他与林斤澜先生有许多交情，他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识，七十年代末开始共事许多年。在颁奖现场，王蒙说：他(指林斤澜)很喜欢笑，笑的声音很大，笑完了之后，往往是一种无奈。
曹：您为什么说林斤澜笑完之后有一种“无奈”？“无奈”两字一定包含有许多东西。
王：是的，他无奈。老林在文学这个“圈子”里，大家也乐于跟他交朋友，他为人不错。从他的创作被接受程度来说，不是没有阻力。当年有一位作协领导说：我们到图书馆去调查研究，像刘心武、张洁、谌容、张贤亮、王蒙等，他们的书籍借阅非常多，而林斤澜的书籍无人问津。“无人问津”是作协领导用的词。老林的一些作品，被退稿，有时还不止一次。老林说：写作要隔世报，现世是没有报应的，隔一代，起码30年后才有正确的反映。当时的风气，谈论小说作品，谈题材，谈与时事政治的密切相关，谈思想内容，谈反左反右。而老林特别热衷于谈小说的创作技巧。他曾经说：现在谈一篇小说，比如一篇小说评论，百分之九十的内容谈小说的题材、现实意义之类，然后再用百分之十的内容谈写作技巧，也好，就按这个比例，文学刊物干脆每年在发90篇全是题材、现实意义作品的同时，然后也发10篇全是技巧的作品，这就行了。老林在小说艺术上的很多追求和想法，缺少知音。后来北大中文系讲师黄子平(现在人大)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给予林斤澜的小说很高的评价，这是有分量的评论，不负老林的苦心。
我与老林一起参加一些活动，见他与汪曾祺都有一点嗜酒。他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不顺心，比如他是共产党员，却把关系弄丢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组织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他当过《北京文学》的主编，但工作中常常碰到阻力。我觉得他写得比较顺畅、各方面也比较接受的，恰恰是写温州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也很快得了奖。创作这些小说的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