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咏万诗》辨析

　　张璁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在明世宗初年三度位居首辅，史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一篇诗文名为《咏万》，是张璁唱和王阳明先生的《咏一》而作，反映其“大仪礼”政治思想学术理论和阳明心学之学术思想一次隐晦的分歧。

　　有文友的微信朋友圈内发有扇面拓片，为五言律诗：

　　款署“阳明先生有咏一之作，书于画面，余得之珍重，复咏万以和之。罗峰。”罗峰两字下有“张璁”两字印，评“神气完足，值得一观”。平时很关注乡土文献资料的征集，初一看该拓片，惊讶不已。毕竟五百年前先贤的资料难得一见，更何况是阁老大人。圈内知名学者、文友们纷纷点赞。据了解，该拓片在文物市场出现，在某网店里也看到相同的拓片在出售。

　　翻阅张宪文先生校注的《张璁集》之年谱简编，有如下文字：

　　于此可以得知，王守仁的《咏一诗》书于画面，张璁和诗《咏万诗》是将这首诗题在扇面的背面，“书于泥金扇面”。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宪文先生是谨慎的：“不见于本集《诗稿》”、“可能”、“其确实时日无可考，姑系于是年”。回到该拓片，就有话可说了。

　　拓片是扇面，或是好事者将张璁《咏万诗》泥金扇面翻刻于碑石上，这是有可能的。我无法找到唐长孺先生《跋明张璁书扇》一文。请教几位师友综合分析可知，此拓片内容、书法特征明显不同于张璁风格，反倒如同今日之书法家书写某先人诗文并镌刻于碑石上再拓印出来。

　　一是诗文内容。据资料得知，张璁的《咏万诗》与拓片中有一字不符，原诗是“品物形容别，君门万里多”，拓片里却是“君门道里多”。万里、道里都讲得通，张璁七次科举不第，深感宦途渺茫，遥遥难及。或许据诗题，似以“万里”为妥。

　　二是署名“罗峰”。张璁号罗峰，按道理说也可以这样署名，面对阳明先生，他这样的署名是不妥、不敬的，做为一名礼学思想家，张璁是很懂道理的。如《观荷亭记》署名“张孚敬”，《兄弟岩诗》署名“张璁”，致白梅先生的《别来帖》署名“璁生”，《致同年周黄门书》《慕恩亭记》均作“孚敬”。在《文忠张公神道碑》里倒有“罗峰”，但那是门人葛守礼撰文。

　　三是二字篆印。罗峰二字的“张璁”篆字印很是奇怪，不知从何而来。目前，只发现《致同年周黄门书》中朱印“茂恭”二字印。

　　四是书法风格。据《中国书法》刊《明代张璁其人其事其书》一文中所列的书法作品来看，张璁书法以楷书、草书见长，另《兄弟岩诗》碑是行书，明显有《集王字圣教序》风格。但该文没有论及其书法特征。《龙湾历代书画集——千年墨迹》中对张璁书法是这样评价的：楷书以《观荷亭记》为例，法度森严，庄严肃穆，有庙堂气象，笔力遒劲，稳健秀整，具有馆阁体书法的明显特征。有人以《神道碑》为例，说张璁书法“以小楷书法最为出名，基本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学魏晋钟繇和王羲之的小楷书法，写出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却不知该碑是吴郡周天球书丹的。草书以《别来帖》为例，线条坚韧，行笔流畅，结构紧凑，字形略长，提按使转富有弹性，行距疏宕，在中规中矩中达到风神收敛的效果，很有个性。反过来，见此扇形行书，字形略扁，线条、提按、转折明显不像张璁特征，倒有许多米芾、黄道周、沈曾植的风格。40多岁的张璁书法不会转变得这么明显。

　　但该《咏万诗》却是值得研究一番。张璁（1475-1539）的人生经历、思想以及与王阳明思想的差异可以通过该诗有所反映。

　　张璁也算是一个颇得命运眷顾的人物。24岁中举人，也算是颇有名气的一方人物了。但没想到的是，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年到正德十三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七次应考竟然七次名落孙山！张璁感到无奈、绝望，或是耻辱，他也确实累了，决定到吏部挂号、以举人身份到某偏远小县去任职。正德十一年，42岁的张璁带着夫人蔡氏一同北上，准备到吏部去挂号。“藏三生几许，挂一漏如何？”无奈啊！对策言难尽，山中相志难酬。

　　这次路过南京，拜访了王阳明后，张璁改变了自己想法，踏上了全新的人生道路。五年后，第八次参加应试的张璁终于中第。但在观政期间，张璁就遇到了人生的巨大挑战：议大礼。他敢与首辅乃至整个明朝官场相抗衡，甚至差点被当街“扑杀”，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和立场，毫不动摇。他以自己的礼学思想、顽强的意志力、不畏权贵的个性、纯粹的德行、犀利的手段为明朝撑起一片天空，延续了明朝的生命，史称“嘉靖中兴”。

　　与张璁在思想学说上有相通之处的王阳明思想，在“议大礼”中是支持张璁的，如赞成皇帝主张“继统”派的思想与王阳明的学术主张是相近的，参与议礼的“继统”派里几个重要人物，多与阳明学派与关，如先后赞同张璁“大礼议”之说的方献夫、霍韬、席书、桂萼、黄宗明、黄绾等都以“礼本人情”立论，主张要切合实际。其中席书是王阳明的好友，方献夫、黄宗明、黄绾都是王阳明的学生，霍韬是方献夫的同乡。张璁、桂萼、熊浃虽与阳明无直接关系，然阳明私下对其议礼主张则多有肯定。王阳明也十分关注着大礼议大事的发展过程。但做为当时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没有参与过程，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的“淡漠”和“不以为然”。嘉靖三年，大礼议之争进入高潮时，王阳明有诗歌三首，隐晦地表明了自己对这场激烈政治斗争的看法，《碧霞池夜坐》“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夜坐》“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秋声》“徒使清风传律吕，人间瓦缶正雷鸣”，都是表达出对大礼议的讥刺与不屑。这样思想与张璁的思想在《咏一》《咏万》的诗题就可以反映两人治学的差别。

　　王阳明做事治学，反反复复要的是抓住一个“一”，即万事万物在运行过程中的本体，也就是王阳明“心即理”“论良知”这些基本命题。他认为，只有抓住了“一”，在实践中反反复复做工夫，总有一天会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心即理”也是议礼诸臣的理论依据。但张璁做事治学，强调一定要在实际的事务当中去行持，要求学者从事而入，探究其中规律，最终由术而入道、由事而入道。正是由于对儒学的本质有着深入的体验，对礼学的各种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在其他人还茫然不知所措地面对大礼议时，张璁已经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问题之所在，以大无畏的勇气跳出来与内阁首辅进行论战，最终取得人生的成功。这就是张璁之厉害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