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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通达 探研精深 ——读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

2020年07月07日 09:52:52来源:龙湾新闻网

  ■ 章方松

  2019年暑期,孙君金辉兄长赠我永强乡贤陈植锷先生大著《北宋文化史述论》。读乡贤的文字,总有一种情感上的靠近感。于是,我捧此著,通览一遍。为陈先生博学通达之学术视野与精深阐述之学术见地,获益良多,由衷感佩。

  煌煌大著,全书45万字,阐述北宋整个文化史,上溯汉唐文化,析理历史文化走向,纵横北宋制度、生产关系,科举、教育、宋学,以及宋文、宋诗、宋词、宋画与科技,涉及学科之多维,旁通交叉上下联动之通识。从宏观把握历史走向,微观深察内涵意蕴,学殖博洽,参互证绎。可见,陈先生学术视野广大,人生阅历深察,学识博闻通达,对于宋学探研精深,阐述独到,触处皆通,会心妙觉,真可谓学术大家之风范也。

  此著最大亮点,我认为,以历史变革中的社会制度、经济与生产关系诸多广漠文化背景,解读学人之间思想碰撞,深入阐释宋学构成丰富涵蕴的思想意味,并以宋学论及宋诗、宋词、宋画艺术、科技等涵义。陈先生不以“新儒学”而以宋学作为学术的思索,正是他学识与灵悟和感知的卓识升华,无疑是拓宽宋代学术研究的视野与境域。一个时代或地域学术思想,统摄着整个社会思潮,影响人文思想及文艺创作的走向,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这是判断宋代文化之所以昌盛与辉煌的缘由。学术思想的压抑或封闭,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人们经历的“文革”,就是一大佐证。

  作为有良知的学人,应当时刻警觉学术的走向与思索。陈先生高明之处,以宋学统领全书,阐理北宋文化史。学术思想是一个时代文化史走向的灵魂。一位学人审视任何朝代,首先必须深刻把握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再警觉当下与未来文化走向的学术性思考。这是一位学人存在于社会与证明自身学术思想存在的社会价值意义,也是学人反哺时代的学术精神体现。阅读此著,使我们发现陈先生所阐述多维视野下的宋学,所展示的学术思想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意义。

  现在,我将此著阅读眉批,记录几点肤浅的随感:

  一、学术思想敏感性,感知社会变革的深度思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陈先生于第一章第二节,专门阐明“北宋台谏制度与宋学的自由议论”。他指出:“照理说,中央集权的加强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但如前所述,宋学又以自由议论为基本特征。”(《北宋文化史述论》,第40页,以下只注页码)又举证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曾“提到宋代文人言论是最自由的”。并且对此问题,从制度与现实操行出发,作最深入的考察与考证。陈先生将此作为重要的学术思想表达,这也许与他感受到当年“文革”的苦难以及他所经历人生与社会的阅历,有着一定的内在潜在性的思索。

  这正如邓广铭先生于序引指出:“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也确实证明了这一宽松政策(尽管不是他们有意识地制定),对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的相对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宋学之所以昌盛,不能不推此为其归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学术理念与学术视野拓展,以及人生阅历的深广,决定着学术创见与发现新问题。陈先生“唐宋之际生产关系和宋学的时代精神”,(第69页)从生产关系寻找社会变革与社会学术时代精神,有着创造性的学术新理念。此章文字虽不多,但阐述颇见地。陈先生“从北宋的经济基础变化中寻找到它的历史根源”。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给社会带来深刻变化。这可能与董楚平先生研究生产关系学术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或影响。陈先生“文革”期间,经常与董楚平先生交流学术思想。上世纪70年代,我与陈植锷先生相识于董楚平先生住所,但从未交流过思想。1980年前后,董楚平先生经常与我们交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论述,非常精辟独到。“文革”期间,为了谋生,陈先生在海滨开照相馆,董楚平先生介绍时任永强中学教师的冯强生先生为之画照相布景。陈先生还送冯先生红糖谢礼。

  三、桑梓之情,流露于行文之间。此著特别点明“永嘉理学”,即指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第192页)着重对温州宋代乡贤王开祖的评说:“宋学疑经派除了欧阳修和刘敞之外,较有成就的还有永嘉前辈学者王开祖和湖南衡山人廖偁等。”(第237页)指出“胡瑗、孙复、李觏、陈烈、吴师仁、王开祖诸人,皆宋学初期著名之学者,彼等不遇于前而开一代学风于后。”(第153页),其中(第184、185页)分别论述王开祖与王安石交游,及讨论“道”与“艺”,王安石介绍王开祖与李觏、曾巩交往。并举南宋陈谦《儒志学业传》说:“当庆历、皇祐间,宋兴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景山,即王开祖。并对王开祖学术思想在宋代理学方面的重要性深入阐述。

  四、以宋学为主旨思想,展开对宋诗(第505页)、宋词、宋画等阐述研究。由于篇幅限制,在此著中只能作简约精到表述。与此同时,我亦通览周裕锴先生《宋代诗学通论》,由此而想到陈先生。如果陈植锷先生结合他的《诗歌意象论》,发挥其对中国唐宋诗词研究专长,进一步深化探研,必有妙理的学术思想新发现与新视野思维的表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松浦友久博士认为陈先生的“《唐诗与意象》一文,预示着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见陈植锷《诗歌意象论》后记)可惜天不假天。陈先生一生坎坷,求学艰辛,因得学术机会,呕心沥血,马不停蹄,也许过度劳累,以致英年早逝。

  五、学术新生命力与开拓宋学新气象。由于清代学人戴震提出理学的“以理杀人”之说,误导了许多人们对理学的误解。陈先生对戴震提出“某些禁锢人们思想的行为和律条,虽经宋人强调而在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有宋之时,包括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却并非如此。”(第636页)只有深入到那个时代与理学真正涵义的理解,才能明白理学的真正学术意义。陈先生为此并以宋代理学学人的具体事例,(第637页)进行深入考察与议论,也是一种纠正学术思想的误导。此类开拓宋学新气象的学术亮点,对于一般社会人升华对宋学理学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学术思想意义。

  六、陈先生思考深度与文字表达强度,关键之处是学识博通,成就学术成就的深广度。陈先生博识贯通,取决于他的“博览群书”(序引,第7页)(邓广铭先生评介)。博览群书,笃心向学,博识通达成为现代学术的学问融会贯通的要旨。至诚一心,潜心默识,新学术发现往往要在交叉学科之间,开垦学术研究新处女地。

  在阅读此著之前,我先读陈先生导师邓广铭先生序引,通览之后再读序引,感到邓先生评说在理:“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然而近年以来,不论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或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宋代的文化,大都只是作一般性的概述,而没有人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我们在此就不妨说,有之,自陈植锷先生的这篇《北宋文化史述论》始。”(第9页)

  但读到邓先生:“我热切希望,陈植锷同志如能继此论文之后,再把他论述的时限延伸而及于南宋,更把它所论述的课题,由儒学、理学、文学等精神文化而扩及于由两宋人士创造、发明或发展、改进了物质文化诸方面,使读者借此都能窥得宋学的全貌,那就将是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桩更大的贡献了。”(第9页)以陈先生的博通学识与学术敏锐,于此著上发散与深化,拓展,必有更大的学术成就。

  可是,天不假年,陈先生英年早逝,令人为之深深地叹惜。

  通览陈植锷先生《北宋文化史述论》之后,使我感到现代学人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要具有以下的学术品质与学术理念;一是视野多维通博性与释义意涵驭约性;二是学术理念前沿性与阐述观点创新性;三是承前启后拓展性与当下未来方向性。

  个人简介

  陈植锷,1947年出生于永强沙村。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仅读一年半,提前报考读研究生,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唐宋诗词专业。1984年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生,师从著名史家邓广铭治宋代史,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到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任教。1991年被日本筑波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东去访问研究。1992年4月回国,任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教授。曾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优秀论文奖,先后获史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门学科研究成果奖8次。

  《北宋文化史述论》,于1989年完稿。于他考取北大仅12年时间,师从邓广铭仅5年,独立完成如此宏大的学术构想与框架,足见其学术天赋聪颖与前期学术涵养深厚。

  撰写《北宋文化史述论》一部宏著,这是对著者的综合学术水平的考量,除了从历史宏观视野审察,及个人阅历感知阐发之外,特别对中国文化研究需要精通汉语文字、音韵、训诂以及校勘、版本、目录等文献学,才能成就如此学术成就。纵观此著体现陈先生之学术框架刚拉开,广大悉备,致思深掘,拓境旷远,文理昭晰,视野之宏大,通识之精深,文采之精致,见地之独到,考证之严谨,宏微之互融,将有不可阻挡之学术江海气势。可惜英年早逝,天妒其才也!

  陈植锷著作如下:

  《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华书局2019年4月出版;《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唐诗词汇意象论》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石介事迹著作编年》中华书局200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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