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边陲（上）——记老邻居王家峥
编者按——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谨以此文致敬“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
王则信
(一)
充满激情，鼓动性极强的动员报告，使许多人热血沸腾。家峥听得入迷了。
永昌堡历史上出过许多有名望的人物，他们生前的业绩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城底人。争气的晚辈步先辈之后尘，有的以经世之学，报效国家和人民；有的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成为自然和人文领域中某一方面的泰斗式的专家；有的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参军参战；有的则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作，为社会默默地做着奉献……
下面，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介绍一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为响应国家号召，远离家乡，赴西北大漠，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传奇式人物王家峥的非同凡响的业绩。
家峥是我的老邻居，比我年长四岁，与我三哥同庚，二人还曾是当年同一个农业互助组的成员。他出生在一个知书达理、相对殷实的家庭。但后来突遭变故，家道中落。当我能记事时，他家的生活与辛酸辗转中我们家的生活并无多少差异，有时甚至更为艰辛。
听我三哥说，家峥天资聪颖，念小学时即显露头角。可惜为了养活母亲和两个年少的妹妹，中途辍学了。其大妹媚媚曾告诉我，家峥读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小学生能读懂鲁迅先生这篇名著的十分罕见)，联想起城堡内的那个神貌酷似阿Q的“瘌头阿松”，也想照着写一篇《阿松正传》。媚媚用词严谨贴切，一个“想”字说明最终并未写成。不然，兴许英桥王氏大宗祠堂的图书馆中，一定还珍藏着这么一个“孤本”哩。
家峥在互助组中与别的农户相互“互助”了几年后，互助组升格为合作社，继而又易名为人民公社。家峥始终是生产队里的强壮劳力。生产队给他确定的劳动底分为九分。具有九分劳力的社员一年能得多少报酬，我无从知道。但从童年亲眼目睹的事实推测，应该是极其低微的。他家与我家仅一墙之隔，轻敲砖砌的薄薄的墙壁，相互能听到对方的响声——他家的铁镬里什么时候有一眼见底的稀粥，什么时候锅底朝天，我都一清二楚。
1960年春，深陷窘境的家峥突然得知一个好消息：为了开发肥沃的宁夏河套平原，使之成为粮仓，为国家提供急需的粮食，国务院决定采用移民的方式，动员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农村社员，仿照部队建制，迁往宁夏，参加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
充满激情，鼓动性极强的动员报告，使许多人热血沸腾。家峥听得入迷了！是呀，与其在家苦熬苦挨，不如远赴西北大漠一展身手——或许此一去，还能给一贫如洗的家庭带来转机……
家峥听罢动员报告，回家与母亲商量。为困境所迫又深明大义的母亲动心了。然而，她终究是个妇道人家，从未出过远门。宁夏在何方，那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头脑里空白一片。加上家峥是家中独丁，一有闪失怎么得了！
她不敢想下去了。一连几天，躺在床上思前想后，彻夜合不上眼。最后，他把儿子拉到床沿，慢声细气地对他说：“你要去，妈不拦你，也不怪你。那地方人生地不熟，妈心中不踏实，放不下心。这样吧，你把妹妹阿萍也带去，要紧关头有个照应。”
萍萍是家峥的小妹，是年十六虚岁。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二话不说，随哥哥一起登上开往宁夏的闷罐火车，同赴边疆建设。
何为“闷罐车”？就是紧闭得像罐头似的火车车厢，上下两层，每节车厢“装”八十多人，他们兄妹与同乘一节车厢的家乡亲友一起，仰卧在闷罐车矮矮的高低铺上，想象着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地方：那里也像家乡一样有漫山遍野的茂林修竹吗？
闷罐车时行时停，经过八天八夜老牛般“扑哧扑哧”的鸣叫，终于抵达目的地——被人称之为镶嵌在河套平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银川。
一下火车，迎接他们的是大漠呼号的朔风，睁开充满血丝的双眼，映入眼帘的是绵延千里的贺兰山。“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许多人一下子气馁了！
但是，家峥是现实的。开弓已无回头箭。既然胸佩大红花来到此间，自然得听从“组织安排”。他肩扛从集合地温州市应道观巷小礼堂发来的棉衣棉被，手拉浑身哆嗦的小妹萍萍，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泥沙路，自己挑着铺盖和行李，随大伙来到银川市郊西北三十公里外的芦花台园林试验场。
(二)
肚中少油水，整天饿得慌。饿了怎么办？有人终于想出了好些歪点子。
园林场是宁夏农口系统的园林试验单位，位于贺兰山东麓，经营着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荒漠，满地芨芨滩，到处是盐碱地。当时以种植水稻、小麦为主，至于“林”嘛，除了一丛丛矮小的枸杞外，所谓“林”者，仅几棵早已脱落绿衣的高大的白杨树和沙枣树，稀稀拉拉地点缀其间，像是站立在这广袤无垠大地上几个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
园林场所有职工都过集体生活。一排排土坯砌的平房，每排三间通房宽约六十平方米，住老小三十余人，睡的是麦草铺的炕，另有几只用来烧水取暖的煤炉，便是屋内全部的家当。
家峥他们抵达宁夏时正值春天农忙季节，天气已逐渐转暖。因为大片荒漠没有开垦，土地盐碱度高，只有开荒后种上水稻，以期排碱改良土地，方可植树建果园。场部给每个连队分配面积大致相同的土地，他们从开荒、平田、挖沟、修渠等农活做起，开始既漫长又艰苦的“支宁”生活。每天收工回来，凭按标准发给大家的定额饭卡，去集体伙房排队买饭。当时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吃的是高粱掺和榆树叶子做的馍馍和糊糊。用来下饭的菜，经年累月“老一样”：糖萝卜渣子。
这些，都还在其次。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天气。不久，南方人从未经历过的严冬来临了。从外蒙古长驱直入的寒流，穿过寸草不生、怪石嶙峋、沟壑纵横的贺兰山，呼啸而来。幸亏室外积有与泥屋齐平的大雪。不然，真不知那芦苇掺和泥巴的屋顶，会被风刮到白茫茫旷野的何方……
可想而知，严冬是“建设者”中出现最初“异动”的主要原因。可是，想回到四季如春的家乡温州，难如登天！坐火车需要有盘缠，需要场部开的准假证明。劳动所得仅够糊口，纵有某种说得出去的借口幸获场部恩准，可盘缠呢，沿途吃饭怎么解决……
归家之路已被堵住，个别异想天开者开始琢磨：不告而别怎么样？至于车票，到时候碰运气，或者干脆充当一回当年铁道游击队的刘洪。主意拿定后，他们尝试着各种各样能够脱身的机会。由于园林场是半军事化建制，白天各道口都有值勤人员站岗，“单兵行动”一眼即被发现。即使夜晚，一个或几个穿着棉衣，在毫无遮拦的白茫茫雪原上行走，还是极难逃过警惕性极高的哨兵的眼睛。
于是，有人想起雪原上与人等身的纵横沟渠。对，借助沟渠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园林场，然后徒步到银川火车站……
整整五十三年后，笔者偕家属去银川探望王家峥等几位已在那里落地生根并繁衍有第三代的当年从永昌堡走出去的建设者。坐在家峥家宽敞客厅的沙发上，听他们兄妹讲述的如歌如泣的往事。年逾花甲、灰发满头的萍萍突然打断兄长的话题，感伤万分地说：“一天早上，我出工时，在一道深深的沟渠里看到两个冻得僵硬的冰人。我思忖，他们莫不是想趁夜深人静，离场归家的。多可怜呀，就这么活活冻死了。再苦也不能这么做嘛，咬咬牙，坚持一下，不就过来了吗？”
是呀，萍萍说的没错。中国人民终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凭着那么一股子“坚持”的韧劲，驱散一度笼罩于头顶的阴霾，战胜了老天和背信弃义者强加给我们的灾难！
家峥性格开朗，说话大大咧咧。他说自己从来不想隐瞒事实。但是为了宽慰母亲和大妹，写的家书总是“报喜不报忧”。但他敢对天发誓，“支宁”生活即使再苦不堪言，也从不曾有过一刹那间的“开小差溜号”的念头。当时口粮标准并不高，劳动强度如此之大，肚中少油水，整天饿得慌。饿了怎么办？有人终于想出了好些“歪点子”，如小麦登场了，扎紧长裤管，下地劳动时，顺手在晒场上抓一把一把小麦，悄悄地放进裤管里。下班回到宿舍，拿出脸盆，一只脚踏在脸盆里，解开绳索，用力一抖，麦子霍霍地散入脸盆，然后抓起一把麦子放在掌心搓捏，或用两块放在铺底的砖头研磨，去壳后装入热水瓶，灌满滚水。宁夏地底下盛产无烟煤，集体宿舍内的开水炉彻夜通红，一晚上经过数遍开水浸泡，麦粒微微裂开小口就熟了。第二天出工前，悄悄地抓上几把，塞进衣袋，暂时解决了填饱肚皮的问题。
(三)
家峥是个例外，他想自己欲要在宁夏落地生根，首先必须学会说普通话。养蜂小组负责人是个河北佬，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家峥主动与他套近乎。
身居外乡的温州人有个通病：只要同乡扎堆在一起，大家都说温州话。究其原因，除了习惯使其然外，主要还是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据笔者事后了解，当年永强“支宁”的数百人中，似家峥那样受过初等教育的人极其稀少，普通话在他们听来，简直是天外之语，既听不懂，更不会说。生活圈子极其狭窄，整天只与同乡人打交道，有的甚至几年过去了，连半句普通话都不会说。
家峥是个例外。他想自己欲要在宁夏落地生根，首先必须学会说普通话。于是，他千方百计寻找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他在老家时曾跟随表兄学过养蜂。园林场养有约八十箱蜜蜂，建有一个养蜂小组，这个养蜂组主要任务是以试验为主，饲养成功后，给日后建立的果园授粉之用。负责饲养技术的是个河北佬，一个老大学毕业生，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家峥主动与他套近乎，一有空就去他那儿转转，遇上节假日更是整天泡在蜂场与他搭讪，聊家常。河北籍赵大哥从家峥说的半是温州话、半是南腔北调的谈吐中知道，这个小伙子懂得不少养蜂知识。行，大哥认你这个小兄弟……
家峥在这位好心大哥的倾力调教下，渐渐学会说一口地道的河北普通话。
语言是交流思想和情感的最基本的工具。有一天，他对相伴一侧的小妹说：“哥已经学会说普通话了，这一下就不用再为将来犯愁啦！你等着瞧吧，哥一定会闯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敞开着大门。
一天，河北赵大哥拉着前来探望他的家峥，默默无语地走进泥屋，坐在土炕沿，老烟管叭吱叭吱抽了好一会，才喃喃自语地对家峥说：“我向领导举荐你啦。我看你人好，懂蜂，懂得如何养蜂。好兄弟，好好干吧！”
赵大哥年近六旬，且患有多种疾病，自觉继续担任养蜂技术员已力不从心，于是主动向领导推荐家峥为自己的助手。这位伯乐的无私之举，在深得领导赞许赏识的同时，事实上也为园林场养蜂业日后的蓬勃发展和王家峥的璀璨人生奠定了基础。
往常，每到严冬降临后，园林场所养的蜜蜂无花可采，主要靠人工为其提供部分蜂蜜和白糖，维持其生命。这样，非但不产生任何效益，反而需要付出一笔可观的支出。家峥走马上任后，马上为蜜蜂即将到来的漫漫长冬寻找出路。他想，过去因为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使自己只能长期困束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里。现在能说普通话了，走南闯北再也不怕了。当时宁夏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一条主要交通大动脉，就是内蒙古包头至甘肃兰州之间的包兰铁路。他从早年小学地理课本中获知，中国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陇海铁路，西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枢纽，向西可直达兰州。新中国成立后，又建成了兰新线(甘肃兰州至新疆乌鲁木齐)和宝成线(陕西宝鸡至四川成都)。如果在冬天来临之际，通过铁路将数百箱蜜蜂拉到常年鲜花不败的天府之国四川，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家峥心急火燎地向领导汇报。清晰的思路，纯正流畅的普通话，胸有成竹的表述，领导听罢当即一锤定音：“好，王家峥同志，就照你的建议办。为了保险，今年你可先带一半蜂箱出去，如行，明年全部蜂箱交给你！”
家峥从养蜂组挑选了两个肯吃苦耐劳又善于动脑筋的小伙子作为帮手，并带其中的一个，一起去铁路部门联系落实了运输蜂箱的车皮。回场部，又马不停蹄地将一箱箱蜜蜂及随身携带的行李扛上车皮。经兰州，过宝鸡，沿着建成不久的宝成线，穿山过峡，向着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驶去。
这是家峥继“支宁”之后第二次乘火车出远门。变化该有多大啊，他从当年那个劳动底分九分的种田好把式，如今已是一名“统领”亿万辛勤酿蜜蜂群的“统帅”。但这位“统帅”过的却是吉卜赛人式的流浪生活。
火车上，家峥以蜂箱为床，蜷缩着身子与同伙紧紧地挤在一起。抵达目的地，他立即和同伙四处打听花源，寻找放置蜂箱的地方。此外，还要搭建睡觉的帐篷。他早年听有着多年放蜂生涯的表兄说，放蜂人夜宿的帐篷最怕毒蛇光顾，应尽量避开乱坟堆和水渠……
晚上，忙了一整天的家峥仰躺在帐篷里，觉得浑身像散了骨架子似的疼痛。不过，他心里还是挺甜蜜的，因为“天府之国”果然名不虚传，这里不仅满目苍翠，而且山丘间、平畴上，叫不出名称的野花竞相开放。在家峥眼中，这块鲜花铺就的大地，就是银行，就是一大把一大把的人民币。他在仅可安身、异常简陋的帐篷里，开始谋划园林场养蜂组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四)
这是一个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非常年代，有了这一纸协议书，家峥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半个月后，鹅黄色、黏稠稠的蜂蜜从摇蜜桶的圆壁上汩汩淌下。
兴奋之余的家峥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这越来越多的一桶桶蜂蜜向何处投售？随身带来的大米和白面也快吃光了，怀里虽然装着数百斤全国流动粮票，但粮站又在何方？他一下紧张起来，心想自己不是昏了头了吗？怎么事先不与当地的供销部门取得联系呢？
他知道，这一切皆因自己缺乏经验所致。他深信，未知和无知并不等于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定。他决定拒绝“否认”，勇敢面对未知和无知。他在当地一位好心农民大叔的引导下，翻山越岭，涉水过溪，找到设在小镇上的供销合作社。于是，他用粮票买来急需的大米，同时还与供销社签订了一份包括所产蜂蜜全部由供销社收购，以及他们在住地期间生活所需的煤油、粮食、火柴、香烟等皆由供销社负责供应的协议。
这是一个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非常年代，有了这一纸协议书，家峥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隆冬的巴蜀大地，依然生机盎然。劳累了一天的家峥，躺在荒郊深夜的帐篷里，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他起身披上“支宁”时家乡政府发给他的那件厚厚的棉大衣，步出帐篷。几十米外是一条终年潺潺流淌的小溪，天地相接处缀满熠熠生辉的星斗。他觉得此时此刻，自己是这夜色笼罩下茫茫旷野上最最幸福的人。因为他深知，那份酷似日后无处不见的“合同”也似的协议书，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啊，自此之后，只有他依葫芦画瓢，“天府之国”的大地上，无论山区还是平原，就没有他不可落脚的地方……
第二年春天，千里黄河开始解冻，冬小麦在消融雪水的滋润下，长出诱人的新绿，将整个河套平原装点得生机一派。
家峥带着丰收的喜悦，回到园林场。闻讯前来欢迎和道贺的领导和职工将他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家峥在养蜂组会议上，生动地汇报了半年来异地放蜂的经历，总结了异地放蜂的基本经验，同时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蜂场规模，提高经济效益的设想和打算。与会者被他对养蜂事业的执着和痴迷深深地感动了。那位力荐他的伯乐逢人便说：“我这一生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埋没了这个肯动脑筋的来自温州永强的小伙子……”
(五)
家峥只看了她一眼，低头继续干活。
这一年，他在收获数万斤蜂蜜的同时，也收获了幸福甜蜜的爱情。
如果说养蜂是个甜蜜的事业，那么这于家峥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他协助赵大哥充当其助手的最初几年里，由于他勤于钻研，严格管理，所养蜂群很快由原先的八十多箱，迅速增至三百多箱；养蜂小组规模也由原来的三四个人增加到十多个人。一天，他正在蜂箱旁摇蜜，一个同一养蜂小组的姑娘走到他身边，递过一杯热茶，吴音软语地说：“师傅，歇歇吧。”一听便知，姑娘的生身之地应是青山绿水的江南。家峥看了她一眼，仍然低头继续干活。
但是，那不经意的一眼却蕴藏着人们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姑娘叫李金仙，浙江杭州余杭人，于一九五九年六月“支宁”，是个初中毕业生。因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经过相处，认为家峥脑袋瓜子特别聪明，极想跟他学点如何养蜂的知识，所以对那“冷冷一眼”并不介意，毕竟是一个小组的，今天不见明天见，聊天的机会多着哩。有一次，家峥打发她去请一位制作蜂箱的木工师傅，非常在意地交代了一句：“多长点心眼，把做蜂桶的技术学过来，往后冬天去四川放蜂，就可自己做蜂箱了。那地方木头多，不像咱宁夏，木头是稀缺之物。”
没多久，严冬随着怒号的西北风紧跟而来。家峥依照往年的惯例，装上数百箱蜜蜂向四川进发。由于这一回蜂箱多，随行的职工也多，为了使后勤工作更加有效，破天荒地带上两名女职工，其中一个就是李金仙。就是在这次千里之外流荡漂泊的放蜂生活中，家峥在收获数万斤蜂蜜的同时，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园林场分批拆除了原来一长溜的集体宿舍，建成了分间的职工住房，供陆续结婚的双职工居住，尽管面积不大，墙体依旧是用黏土土坯叠成的，房内摆设除了炕和炉子外，别无他物，但各家职工毕竟可以自立门户了。
家峥亦分得一套这样的房子，组成虽然清贫却温馨无比且厮守终老的家庭。
婚后，家峥在这黏土和芦苇、秸秆掺拌而成的“干打垒”泥房中，生育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真正实现了要在宁夏“落地生根”的人生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