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街

　　上小学的五年，我每天要从南门街上来回往返四次，消磨在这条道路上的时间，仅次于老家所居住的弄堂状元里。

　　迎川楼的入口，一间乡村诊所赫然在目，诊所坐西朝东，分上下两层，一楼外间为诊室，里间为药房兼注射室，二层阁楼则作为卧室。开设这家诊所系一位五十多岁的单身中年男人，他是周边一带妇孺皆知的人物。当时，在乡村有句流行语是“一是听诊器，二是方向盘”。医生在最吃香的行业里名列榜首，因此，在找对象上就占了先决条件，可他却一直没有结婚，令人迷惑不解。

　　尽管与乡卫生院近在咫尺，但他的诊所里总是人满为患，每天聚集着慕名而来的患者。诊室的墙壁挂着多面大红锦旗，上书“妙手仁心”“当代神医”“再世华佗”等字样，这些是对他医术精湛的最好证明。在我出生以前，男人就已经开始在这里行医，应属扎根长久的“赤脚医生”。诊室里总是散发出特有的苏打水味道。穿着白大褂的他，对每位患者都诊查细心，不紧不慢地把脉、测体温、翻着病人的眼皮，查看舌苔，并熟练地将听诊器套上耳朵，把拾音部分摁到病人的胸脯上，镇定而严肃地询问。而后，他取下听诊器，用余温尚存的手拧开笔套，在诊断桌的便笺上奋笔书写着药方，再去药房取药、配药。

　　他的打针也颇见水平，打针时手轻针准，他一边撩开孩子屁股外的衣服，一边将蘸过紫药水的冰凉消毒棉签在紫红的屁股上来回擦拭，敲开针剂的瓶盖，将针管伸进去把药水抽进注射器，并迅速将炫亮的针头刺进粉红色的肉体。当母亲怀抱里的孩子还来不及哭泣时，他已经将针管从屁股里了拔出来。

　　平时，他的桌上总是摆放着一个棕色的出诊箱、一台血压计以及整齐摞着一些医学书籍，一本人体解剖学已经书页翻卷，封面残缺不整，里面画着许多红蓝圈圈、线条。他能看各种各样的杂病，虽然他并无把握处理那些难度稍大的病症，他完全是出于对医学的好奇而自学成才的。

　　关于他的另一重记忆，则是他一次驱贼的传奇经历。某个深夜，两位惯偷撬开了诊所的大门，顺着楼梯欲摸向二楼的卧室。被脚步声惊醒的医师显得很淡定，他并没有大声地喊叫，也没有准备捉他个现行，而是镇定地打开两个热水瓶，拨掉瓶塞，将两个竹蔑外壳的滚烫热水瓶顺着嘎吱作响、漆皮剥落的木楼梯一路滚下来，小偷被热水瓶在地上炸碎的声音当场吓得仓惶而逃，从此再也不敢光临诊所。十几年前，医生因病亡故，这家诊所也就不复存在了。

　　紧挨着诊所的是一家理发铺，由两兄弟共同经营的，哥哥碎奶，弟弟钟辉，他的儿子阿海与我同天出生，后来也子承父业，如今，在附近的迎川路经营着另一家理发店，他们家就居住在与理发店近在咫尺的南门街一幢二进的后进院子。当时，它是周边几个自然村唯一的一家理发店。店铺一面临街，一面枕河，占地面积不大，仅有十来个平米左右，店门口没有花里花哨的招牌，里面设施也十分简陋：二把理发椅子、二面镜子、几条木制的长凳紧靠在东面的门口，墙壁上张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老年历。而因为绝佳的地理位置，加上俩位师傅勤快和手艺好，从早到晚，店堂里总是熙熙攘攘的。

　　一年之中，他们从不放假，恪守手艺为生计为本的师训，每天天蒙蒙亮准时开门，这种坚硬而又坚韧的习惯持续了数十年。他们来到店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爿爿灰旧的木门板卸下来，按照各排板上的数字标识有序地叠放在墙角。卸下所有门板后，整个店堂也就一览无余。然后，他们开始装煤球炉、烧开水、扫地，待最后打扫好店内的卫生，两位理发师便开始坐在靠门边的长凳上，静候顾客的光临。晚上店里打烊后，他们又将背面写有“南一南二”等标记的木门板一爿爿地再嵌入门框上下的木轨槽，按次序重新装回去。  

　　两位师傅们招呼客人入座时，便会先取下搭在肩胛上的白毛巾，轻轻掸干净椅座上残存的碎头发。待客人坐定后，他们会甩动一下围布，顺势不紧不松地围在客人的脖子，系好后，便在拿起推剪里滴上几滴机油，在耳边试听一下声音是否正常，剃头的序曲才告完成。

　　这家理发店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理发师为顾客洗头的方式。理发店用一堵墙隔开，南边的是它的工作间，北向的小屋专门用来为顾客洗头，小屋的西面开了一扇小窗，从窗口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小屋里，十来只竹壳热水瓶并排放置在地面上，还有一口盛满清水的大水缸。在没燃气和热水器的年代，理发店离不开炉子，是完全靠煤球炉烧开水。一只煤球炉子一刻不停地烧着开水，旁边堆着黑乎乎的煤球。烧水的小屋子时常弥漫着白雾似的水蒸汽，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洗头时，师傅提着烧开的那壶沸水，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把沸水和冷水互掺着灌进自制的土水箱里，待差不多调试好水温后，便拧开龙头，开始放水为顾客洗头。顾客系着沾满发屑的围布，坐在空间狭小的洗头处，面对洗头槽，低头弯腰，任由理发师用一块泡得松软的肥皂，慢慢地清洗。因水温是没有办法调节，全靠师傅的经验，有时烫一点，有时冷一点，顾客们也没有什么会埋怨的。

　　在相当长的年头，我都是这家理发店的顾客，因为它离我家仅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路程。可每次我去理发店，父母总是很伤脑筋，坐在那张可以转动的坐椅上，小时候，淘气的我总不那么安分，似乎不肯轻易就范，在位置上不停地闹腾着，不愿理发。于是，父母也得经常上去与师傅一道，在后面共同摁住我，随着电推子嗡嗡的声音，才艰难地为我完成理发。如今，这家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理发老店仍然倔强地生存着，由碎奶师傅的唯一儿子接手下来。

　　过理发店，一路往南，它的中段开始日趋热闹。这里铺排着众多的临街店铺，均坐东朝西：杂货店、水果店、刻字店、草药店、五金店、裁缝铺、乡供销社的副食品门市部以及简陋的马路菜场，门口一律对着并不宽敞的南门河。

　　众多的店铺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家裁缝铺了。于我而言，它是一家趣味无穷的手工作坊。与其说是裁缝铺，其实不过是一间狭长的面街店面而已，由夫妻俩共同经营，墙上、挂钩上悬满了布匹和成衣。两台缝纫机一前一后地安放在一楼的前屋，合奏出二重唱。一进裁缝铺，总是散发出缝纫机油好闻的气味，常见男人将笨拙的老式熨斗，抓在手里，在布料上梭过来梭过去。裁缝铺的后屋为厨房间，从前屋登梯而上为卧室。在那个循规蹈矩的七八十年代乡村，商品服装几乎没有创造力，平时，乡村的孩子总是习以为常地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当时，很少有人家去买成衣，只有到了腊月天，大多数人家才凭票证去供销社，剪来各色质地和花样的布匹，然后带家人到裁缝铺量体裁衣。旧时裁缝全靠手工，师傅的软皮尺往顾客身上左一拉右一扯，嘴里念叨着，量体后，他便拿出一个蔫巴巴的本子和圆球笔，记录下顾客的姓名、尺寸，并吩咐他们按期上门取衣。裁缝活时多时少，并不稳定，而每年将近年关时则是裁缝铺生意最为繁忙的日子：老老少少从头到脚的新衣需提前定做。夫妻俩就在房间里一直忙碌着，有时得连夜赶制。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男人担纲剪裁，他将布匹摊在长长的案板上，捏着粉色的划粉划划改改，并用尺子飞速打版，嘴里还不时自言几句，然后，开始咔哧咔哧地裁剪着布料。女人则围着围裙，戴着袖套，在默契地蹬缝纫机缝制衣服，于是，“哒哒哒”的声音一直回荡在小屋里。

　　简陋的马路菜场画面驳杂：一溜水鲜翠嫩的菜蔬担（这些都是自家菜园和自留地里种植的）、碎骨飞溅的肉墩、五颜六色的水果摊以及河鲜摊位上活蹦乱跳的鱼虾、拥挤又谐和地安处一地。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位面孔黑黝的女鱼贩，就仅用一根布交叉着，把孩子系在后背，既不耽搁买卖，也不耽误讨价还价。当然，平日里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会买上一些鱼肉，然后招摇过市。每天经过时，这里总是显得嘈杂脏乱，到处充斥着小贩的叫卖声与乡亲们的讨价还价声。当时，乡里几乎没有讲普通话的人，一种方言统治了这里的一切。在市价格涨落不定时刻里，一种基于方言的信任和亲近是必不可少的，在马路菜场中浮现的基本是一些熟悉的面孔，我特别喜欢这种方言与乡气交织而成的市声。在上学、放学两个时段里，马路菜场里总是人头攒动，每次我背着书包路过时，往往得侧着身子从一个又一个大小的缝隙间挤过去。

　　放学后，我时常会驻足在茶缸巷口马路菜场的一个摊位前，饶有兴致地看摊主炸新鲜的灯盏糕——铁锅里滚着深色的油，摊主随手抄起一个长柄铁勺，先浇上一层稠稠的面糊，然后往里面填萝卜丝、猪腿肉等内馅，有时也打一个蛋在里面，或者从盆里挑了只青色的大虾按在上面，而后再上面糊，放进油锅煎炸片刻。“嚓”一下，青虾很快变成红虾，弯身蹲在灯盏糕里。一会儿，色泽由黄转金色，慢慢脱离了模子，浮在沸腾的油锅里。摊主便手疾眼快地用一个铁柄漏勺将色泽金黄的成熟灯盏糕捞出，放在旁边的铁丝架上沥干油，等待售卖。有时，父母也会慷慨地买上一只犒劳我，那已是一种奢侈的奖赏。

　　南门街南端尽头的浬浦桥是一条高陡而瘦削的石桥，这是一座有时间历史的桥梁。过去，除了走水路外，这座桥是连通南门街与红星小学以及南片诸村的唯一通道。在红星小学就读期间，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每天都要在桥上往返数次。它的南、北坡均由三块淡红色的长麻石条组成，中间由一根高高的宽阔石桥墩支撑着，桥面不到两尺来宽，但仅仅在东边安装了石护栏。每次行走在上面，看着桥石缝隙下面水流湍急，我都要屏住气息，把心放在喉咙里，显得胆战心惊，并小心翼翼手扶护栏，不敢往河里看，只有一步一步地挪到陡坡的底部，才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桥下的南门河面上，一天到晚，会有很多船只南来北往，有机动的，更多的是单桨手划的，有客运的，亦有货运的，来来往往，俨然如现时的马路那么热闹。一俟盛夏的晚上，石桥栏杆便成了乡亲们约定俗成的聚集点，到处坐满了消夏乘凉的人们，胆子大的，甚至敢四仰八叉地躺在并不宽阔的石栏上。凉风习习，驱散着一天的暑气。他们在昏暗的路灯下摇扇聊天，絮叨着一年的桑麻农事与家里长短，消夏会直到深夜，凉意渐渐上来，他们才起身回家，这已定格为我记忆中永远的风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石桥早已被改造成一条可以通汽车的宽阔公路桥，上面车来人往，热闹非凡。

　　据父亲说，祖父当年就居住在浬浦桥北面的第一幢老房子(南门街1号)，而我的襁褓岁月——从出生到二三岁，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只是年代久远，我对居住在此的印象几乎全无。五十年代初期，祖父曾在一楼临街处经营着一家“王源来”苎麻店，店铺闻名遐迩，生意兴隆，直到实行公私合营后才停止营业，店面也充公了，从此，家道中落，风光不再，后来在此就相继开办过乡兽医站、供销社副食品分部。而二楼邻桥的两间房子则长期作为城南村委会的办公场所。

　　现在，房子已经显得破旧不堪了，一、二楼层之间的木质楼梯，人轻轻地踏在楼梯上，总会发出橐橐的声响。卧室的门是木头的，两扇门，向里开，一拉就“咿呀”作响。里面有几样不起眼的摆设，年代久远勉强支撑继续发挥出余热的衣柜、桌子、长木条做的椅子和一张嘎嘎作响的木床。虽然这幢历经沧桑的老房子被政府部门列入“危房”的行列，原先的另一户人家早已迁居水潭村，可四叔、四婶仍然坚守着在那里，不愿搬迁，成为老房子最后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