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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乡长”王体标

2018年06月12日 08:49:45来源:龙湾新闻网字体:

  王则信

  “旧乡长”是新城底老百姓对生于斯、长于斯,并一度当过永昌乡人民政府乡长的王体标的尊称。这称呼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要么叫原乡长,要么叫老乡长,怎可“乡长”一职前冠之以“旧”呢?难道他也像失去原有价值的旧货市场上的各种各样的“破烂”,可以令人斜目待沽的?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新城底人生性说话风趣幽默。就以对人的称谓为例,对有知识的中青年以上的男士,通称某某先生。如果同是男士,年纪稍长、学富五车的,不管有无在官府衙门谋过职,当过差,一概恭称为“某某相”。在我童年的记忆宝库中,当时城堡内被人尊称为“相”的有:西门上沧浃的“景甫相”,家住丼头三希巷的“一爷相”,等等。所以在我看来,风趣幽默称谓的背后,是他们独具的别一样的智慧。

  但我不论当众或私下,一概称“旧乡长”为体标大哥。他是我们房族中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投身革命的几个有志青年之一。此前,他没有正儿八经念过书,自称“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而且那不多的几个大字还是在“冬学”(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举办的一种旨在扫盲的教学形式)里长衫先生教给他的。至于普通话,可以说连“踏踏扁”的“温普话”都不会说。后来当上“乡倌”(方言,意指乡政府干部),由于工作需要,只得硬着头皮讲普通话。听过他说“温普话”的老百姓反映,不讲普通话,作起报告来子丑寅卯,头头是道;一讲普通话,听众难受得只有地痞找壮丁——拔腿开溜。

  我曾在念中学时的一个寒假里,听过他的报告。当时政府动员消灭“四害”(注:“四害”指麻雀、老鼠、苍蝇、蚊子),我们这批从“大城市温州”回家过假的学生,自然成为分管此项工作的“乡倌”体标大哥的得力助手。一次他给村民作动员报告,我们作为受众,夹在人群中一起听。他讲的不是“温普话”,而是地道的家乡土话。他说:“麻雀会飞,老鼠会钻,但统统斗不过如来佛——我们就是如来佛,只要拿起竹竿,放起鞭炮,敲起锣鼓,布下天罗地网,什么‘四害’都休想逃出如来佛的掌心。”虽然比喻有点牵强,但老百姓爱听,因为它通俗、直白、易懂,没有“官腔”。

  “文革”初期,他受到过一点小小的冲击。但群众心中有个谱,认为他对毛主席忠,说话直,私心少,所以很快就被“解放”了,并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异地当了天河公社革委会主任。听说那里的老百姓对他的工作也是一致认可的。但终究不在当地为官,见面的机会少而又少了。

  大约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个春节,我从杭州回家探望一人独居在家的老父亲。春节期间,亲戚邻里互相走访拜年是中国人的传统老例。体标大哥家与我家仅隔一条小巷,自然是他捷足先登给我老父亲拜年。跨进门来,第一眼就看见坐在床沿我这个久违的族弟,不禁惊喜,大声说:“阿信,想不到你这个大忙人也回家过年,真是难得,太难得了!”

  父亲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还是遵照惯例,起身给上门拜年的下辈体标以及随着接踵而至的亲友,沏上一碗碗放有桂花的热茶。

  体标大哥说我是个大忙人一点不假。其时我正在省委办公室当差,受到省委领导的信任,一天到晚有没完没了的公务需要处理。但工作即使再忙,家国还得同时兼顾。特别是前年我母亲去世时,我已因丢不开工作而当了一回“不孝之子”。这一次,可是省委第一书记铁瑛特准的,他说:“小王,听说你母亲去世时都没有回家呀。今年春节你可要事先做好安排,无论如何得回家与老人一起吃顿团圆饭呀!”话语不多,传递出来的是领导的悉心关怀,听后使我分外感到温暖……

  体标大哥见我一直抹着嘴在微笑,又像是在寻思什么,便提高嗓门问道:“阿信,真是凑巧,我早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你怎么早知道中央出了奸臣?听说你还在一个什么会议上独自一人,举起双手投反对票。你当真不怕杀头吗?”

  我一听,行,还是那个泥土气十足的“乡倌”!他这里使用的“奸臣”一词,是套用老百姓的道德标准,对“四人帮”的另一种称呼。

  我说:“知道‘四人帮’是奸臣那是之后的事。开始我只觉得他们的所言所行有些不对劲,比如说你提到的那个会议,它叫‘省三全会’,一共开了一百多天,名义是‘批林批孔’,实际是批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可是最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却说:‘会议在王(洪文)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坚持了“批林批孔”大方向。’你说这不是当众说谎吗?所以我觉得这帮人言行不一,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不能违心地表示赞同。”

  体标大哥对我的回答仍觉得不很过瘾。他显然不想轻易放过追问我的机会:“那好,我再问你,你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你难道不怕杀头吗?”

  这就是我的族兄体标大哥,一个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很少使用政治术语的“乡倌”。

  这次见面后不久,我奉命去异地绍兴为官了。待我们再一次在家乡永昌堡见面时,他已退休在家,并被乡亲们冠以“旧乡长”这个雅号了。而这个“旧乡长”正摊上麻烦——就永昌堡如何保护开发的问题与村长永巧干上了。他听说我已从绍兴调回杭州,当下正在家里闲着,便借回乡省亲,一大早找上门来。坐下后,劈头问我:“阿信,这几天我正心闷得慌,为什么发展经济一定要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不可?”

  我听得一头雾水,遂问:“体标大哥,你把话说得明白一点,我还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意思呢。”

  他说:“那还不明白呀?村长阿巧说,新城村被永昌堡这道城墙困死了。汽车不能直达城底,原料进不来,产品运不出去,有点家底的企业纷纷外迁了。阿巧以为,为了发展新城村经济就非拆城不可!你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是个多少读过几本书的人,自然知道保护文物之重要。如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就不顾一切地毁坏文物,窃以为有些不妥。但事情是否像体标大哥所说的那样,心中实在无数。

  第二天,我决定去拜访阿巧村长。阿巧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我在村委会办公楼他的办公室找到这位昔日同窗。阿巧听了我所要探问的问题,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没错,我们早就想把西边城墙打开一个缺口,然后修一条水泥马路,好让装货的汽车开进来。旧乡长跟你说的那番保护文物的大道理,我懂。所以我们正准备给省文物管理部门打一个报告。可是我想不通的是:旧乡长当年在乡长任上为什么带头拆城?你看,现在的乡政府不是建在已被拆掉的南门城基上!现在倒好,他要保护文物了?”

  据我事后了解,阿巧村长说的,确是不争的事实。难怪新城底一些工商经营户对体标大哥多有微词——当年拆城是他,现在护城也是他。哼,真是个脑袋进水的旧乡长!

  我在离家返回杭州前,去体标大哥家告别。他知道我已去过阿巧村长那里,便向我打听探问结果的虚实。我只得据实相告了:“群众反映,拆城是你,护城也是你。你总得给大伙一个说法呀。”

  “说法?难道不允许我犯了错误后改正错误吗?当年我眼光短浅,不知道永昌城堡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所以为了建造乡政府,把城墙一角拆掉了。现在我知道做错了,因此更应当用实际行动保护城墙……”

  说得在理!我知道这是他的真心话,纯真、豁达、率直。这正是旧乡长最令我佩服之处。与当下某些口是心非、文过饰非,包装成“人民公仆”的人相比,这又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啊!

  (此文选自作者《古堡旧忆》一书)

[编辑: 孙晓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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