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垟街走出来的爱国少将张肇融

　　他的人生曲折艰辛而又磨难，张肇融，别号季良，清光绪31年(1905年)出生于永嘉场下垟街高原六村(现龙湾区永兴街道祠南村)，是清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永嘉学派的最早传承人张振夔之曾孙，晚清秀才张肇麟(字范夫)的四弟，由于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又和我家居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且上代为“亲房”，所以我们当时都称呼他为“碎公”。(整个四合院在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建设，占地约378平方米。由前厅、天井、东西厢房、正屋、后院及围墙围合而成，建国土地改革后，人民政府分配他居住在前厅左边间，我家分配居住在右正屋，与他家为邻。)解放前的孩子有书读，不仅仅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开阔的求知视野，“碎公”的大哥张肇麟考中秀才的当年，父亲就过世了。期间科举也逐步废除。家庭的重担过早地落在了他大哥的肩上，当时要接受中等教育必须到温州城里去，所以永强即便是家庭经济条件远胜于张家的，也都没有多少人上大学。张肇麟下定决心让幼小的弟弟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张肇融13岁入读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在学校期间，就受革命进步思想影响，组织成立极光社，创办学校刊物《极光》，张肇融曾担任主编，刊物除宣扬本社宗旨外，以揭露阴暗，批判腐恶，树立正气为任务。这个社当年在校内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社员中有拥护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有中共党员，有无党派的同学，实际上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学生活动团体。1929年大学毕业后，张肇融分别担任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江苏省立徐州中学、安徽中学教员。执教期中与吴曼瑛女士结婚，育二子一女。长子张以之，后为核工业部高级工程师，次子张化之，在温州务工、女儿张燕霞，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生物研究专家。

　　张肇融走过的路，是他抵御外敌入侵之路，是一个爱国者的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悍然发起侵华行动，东北沦陷，激起全国各阶层和中华民众的抗日怒潮，看到大批的上海学生赴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之时，张肇融也同时组织率领安徽中学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呼喊口号，要求当局积极出兵抗日。1932年秋，张肇融在国民党军委会政训处编审科任职，撰写了《国际问题》和《弱小民族与国际》一书，分别由南京新生命书店和正中书局出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唤起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1936年，他就任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上校教官。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国民党军委会为适应战时需要，将交通辎重学校分为陆军机械化学校和辎重兵学校，两校均成立政治部，张肇融被任命为辎重兵学校政治部主任，日本侵略者铁蹄肆意践踏中国大地，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屠杀。辎重兵学校被迫迁往长沙，不久又再迁广西全州，三迁于贵州龙里。张肇融积极为官兵传输爱国精神和知识，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适应和熟练掌握新武器装备的战场勇士。抗日战场进入如火如荼的相持阶段，1939年8月开始，张肇融带职赴云南参加抗日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1940年，他调离辎重兵学校，赴前线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主任秘书，1942年初，升任司令部陆军少将参议。是年夏，调任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八年间他艰苦卓越转战奔波于中南、西南抗日战场，为打击日寇发挥了自己不朽的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张肇融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第二处处长，1947年5月，由于他不满国民党继续发动内战，主动辞官，带着妻儿回到老家，当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永强老家时，全家五口，只有两只装满旧衣裳的皮箱和一“脚篮”的书籍，这就是他一个爱国军人的全部家当。当时，国民党军政官员大多腐败，有的还大发国难之才，做为曾经是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部属，张肇融清白做人，两袖清风，实属难得，这也是他秉承张氏子孙坚守学术而不谋求仕之精神。回家乡后，任永嘉县立中学外国史教员，直至温州解放。他的思想，真切映照了他的曾祖张振夔的遗志。其曾祖张振夔十七岁考上秀才，经朝考大挑一等，可以出任知县也可以任教谕，他选择了出任教职。给下辈的人格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高原张氏这书香一脉之所以能够传衍下去。

　　张肇融的人生，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故事。解放后，我国西部的部分地方出现过一些反动派挑衅新政权的事件发生，我党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的运动，温州当然也不列外。在旧国民党工作过的人员会可能成为“镇反”运动的审查对象。1951年全国的镇反旋风后，开始转入收缩谨慎期。此后，“镇反”转为“三反”“五反”运动。张肇融由于当时因他曾经是国民党员，且又在国民党军队任职过，永强地方政府原准备把他“处理”，据我祖母当年回忆，她说“碎叔”人也已经被政府押走了，“碎婶”一个人急得团团转，一边哭，一边在说他命苦，当时就连置办后身的“寿方”也没有，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后我祖母就去劝慰她，意料不到的是，在他被押走后不久，“碎公”竟然平安的回来了，因为当时根据下垟街众乡亲的的请愿，军管会和政府经过严格仔细的调查和审理，张肇融虽然在国民党做过事，但是，他没有反对过共产党的罪行，且一直在抗日前线从戎，在国民党政府几年也是文职官员，没有一件血债，他是厌恶内战而离开国民党的，回温后，又自食其力，不闻政治，所以，他终于被无罪释放。地方百姓和他家人欢喜致极，感谢党的英明。

　　1951年土地改革期间，张肇融一家也分到几亩地和自留园，他很高兴自己终于可以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垟街农民了，通过多年的艰苦学习和锻炼，他学会了锄地、插秧、耘地，而且，他种的番薯，不比别人种的差，不比别人收成少，天一光一大早，他一个人扛着畚箕、锄头和粪桶，就去走下垟，有时候，回来黄昏常常很晚很晚。到了年岁大了，他农活干不太动了，隔壁邻居和他的几个同村的侄孙会来帮他点忙，他自留地的番薯种起来吃不完，“碎婆”就会晒番薯枣，而且，他家还有一个和其他农户家与众不同的吃法，番薯枣蒸起来吃，他自己以前在抗日期间落下严重的胃病，说这样好消化。

　　张肇融为人朴素、正直，心地善良又知识渊博，在永兴下垟街，深得邻里乡亲的尊敬和爱戴。1956年后，他当选为永嘉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温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积极为家乡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献言献策。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浩劫，又给他带来了一次灾难。我父亲当年回忆说，六几年，正好是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一帮狂热的红卫兵和村里民兵冲到他家，翻箱倒柜，最后什么金银财宝和古董也没有搜查到，竟然要把他许多珍藏多年的书籍给没收，他再三央求也没有用，那些他视为命一样的伴随他多年的书，还是被搜去一把火付之一炬。我父亲虽然身为公社干部，当时休息在家看到后，也没有能力劝喊住那些无知者的行动，爸爸回忆说，“碎公”当时那种既无奈又悲愤的眼神，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次他真是被气倒了，悲哀！后来，我看“碎公”的床头柜上，就只留了几本厚厚的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

　　经常放学后，我会跑到他家，坐在那看看报纸，因为全村就他一个人有订阅报纸的。给了我不少的课外知识的补充，当时他对我说，除课堂外，平时利用业余时间还要多听、多读。我特意要家里给我买了架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在被窝里听新闻到半夜，口语表达能力提升很快，在学校的朗诵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还参加了永强赛区组织的比赛。我凡写了作文，会拿过来让他先帮批改，他说，你写的文章太古板，政治色彩太浓，应该生活化，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在里面。在他的鼓励和指点下，我代表初中段的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高中段学生的作文比赛，还获了奖。“碎公“在我的幼小的心目中，有着非常高大的形象，我常常还会“宣传传播”他，带些同学来到他家，问一些课堂上的疑难问题。他都会很和蔼的一一解答。一次，年幼的我竟提出请他为我写一副字，没想到，几天后他居然自己买来宣纸，铺开在自家的饭桌上为我书写了一副草书宋词，我如获至宝，抱回家糊在墙上每天看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碎公”已是古稀之人，他的长子和女儿工作在北方，很少回来，每次收到两个远在千里的子女寄来包裹通知书，老人总是露出欣慰，由于“碎公”“碎婆”年岁大了，腿脚也不太灵便，我常常当起“快递员”，揣着包裹单跑到永中寺前街的邮局帮他们领回。老人最怕孤独，每次他住温州的次子有空带着孩子一家来看望老人，就是他们那天最快乐的事情了。1982年11月，我参军到西北，要离家的早一天晚上，记得“碎公”还让“碎婆”买了香糕来我家为我送辞行，到了部队不久，我写了一封信向老人报个平安，可是，我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几年后，我请假回家乡探亲，才知道“碎公”已于1982年底就在大连因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最近，从他侄孙那里听说，永兴我们村的祠堂里还保留有他的照片，我请他拍来发我看看。深切怀念您！我的“碎公”张肇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