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国他乡救死扶伤（下）

　　图为1985年6月7日，在军院授勋仪式主席台上，(左一)为作者。

　　医院是学习斯语最好的课堂

　　本以为在大学学了整整5年，当个普通翻译还不是绰绰有余吗？哪知到斯语故乡，才知脑子中记得的几乎全是课本上的东西，地道的语言也学了不少(尽管课文也是桑专家所编)，一旦应用起来，实在太不够，太力不从心了。如“请进！”这样简单的词，我学的是“Karibu”，殊不知当地人用的是“pita”一词，我知道那是“经过”、“通过”之意，哪有“欢迎”之意呢，后来我仔细一琢磨，“pita”不是表示通过那道门进来的吗？请你“pita”，就表示欢迎啊。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甚至有些词义与我所学的相差甚远，且用法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含义深刻、诙谐，妙不可言，如“Kidogo”(一点点)，“Lakini”(但是，可是)等等。所以，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任何活的语言是无法学到手的。因此，我下定决心，利用在桑工作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在工作之余，抓紧一切可利用的休息时间，与病人、儿童、小贩、店员、司机，尤其医生、护士、工友不时地聊上几句，甚至有时悄悄地走近他们之间的聊天现场，驻足片刻，往往由于背景迥异，语境有别，完全听懂的地方太少，只好厚着脸皮，请他们给我用我能听懂的语言复述一遍。只要有人虚心向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总是耐心地、绘声绘色地、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直到我真正听懂而且能表达为止。

　　此外，我多多利用早间给大家讲新闻之机阅读大量斯语报纸，连商业广告、讣告、吊唁等平时工作中不常见的词语都一一记录下来，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一共记了5本笔记本，回国后上斯瓦希里语课(1990、1995、2000级)以至退休后给2006、2011级生上课时都不时拿来翻阅，做到温故而知新；桑给巴尔之声、坦桑国家电台、肯尼亚之声，听广播节目也是我获取斯语知识及其信息最重要的途径，举例说，1976年10月当“四人帮”刚被抓时，桑之声及时地播发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要闻，我连夜赶赴领事馆向经贸领事通报，他听后大吃一惊，随即通知各专家组要及时收听国内新闻及注意国内政治动态等。后来为了提高收听效果，用少得可怜的生活费特意买了一台收放机，放在寝室入门处自己的床头边，随时接听新闻，因为我的床铺就紧靠楼梯边，床头离宿舍大门口只隔二尺远。

　　我总把此次出国工作，当作不是留学的留学，而且要比留学能够学习到更多、更实用的语言知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每天纷繁忙碌的工作中，向黑人朋友学习，向报纸学习，想电话学习。做到孜孜不倦，始终不忘的是“学习”二字。为此付出的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从一次夜班电话所想到的

　　有一次我值夜班时一共接了十五、六个电话，是医院求助或咨询，可忙坏了妇产科、小儿科以及外科的医生们，季桂兰、吴永宁、嵇才毓、吴鑫娟大夫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那天夜里我楼上楼下跑了一趟又一趟，开车到医院多次，医生们从无怨言。这使我回想起黑人朋友所讲的话，曾有两位在桑工作的印度医生夜里叫门都不愿上医院，这与中国医生形成极大的反差，尽管他们每月工资为4000先令，是中国医生的十数倍，中国医生的高尚医德怎不叫桑人民敬佩与叹服。

　　一到桑人中间，不论男女老少，“China，你好”声不绝于耳，就不足为怪了。在整个医疗队，医生们没有一张扑克、麻将桌(只有一张兵乓球台，兼做熨衣板)，大家都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在下班后还常给来住地看病的总统、部长的家人们开药。

　　书信往来是排遣孤寂的良药

　　每月只是通过外交部信使传递一次与家人互通信息的渠道，其盼家人欣喜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当时我大女儿不满5岁，二女儿刚满4个月，抚养孩子的重任全压在我夫人身上，身旁又无其他人帮忙，再加上当时政治学习开会多，上班时间长，其困难之大是常人难以承受得了的，当时正值1976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炎炎夏日，住地震棚的那些艰难岁月怎么不让人揪心呢。只有靠努力工作与刻苦学习来排遣对家人的思念与内心的孤寂。封封书信对于身心疲惫的人是精神的抚慰，也是一种无奈的释放。

　　一把失而复得的胡子刷

　　1974年12月在出国前置办生活用品时，在当时的北京东四人民市场(董必武主席题字)，用1角钱购得一把胡子刷，殊不知也有它自己的故事呢！1975年笔者去坦桑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办事时，胡子刷不翼而飞了，因为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差不多把它给忘了。谁料有一次去桑岛糖厂专家组——海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斯语翻译(自学成才)办事时，发现在他的书架上，见到一把我似曾相识的胡子刷，一打听那是他从什么地方拾到并捎回住地的，我说那正是我丢失的那一把时，他咯咯地笑个不停，说看来什么事都要讲缘分啊。整整38个年头过去了，它仍不掉毛，我还是得心应手地用着，不像现在市场上有些东西，价贵，好看不经使，只好提前丢弃在垃圾堆。胡子刷虽小，却时时勾起我在桑岛工作期间的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谁说不是呢！

　　停电不停水使我高兴不已

　　在国内常常是一停电就停水，连现在此种情况时有发生，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可在桑给巴尔这个弹丸之地，竟有这样的事，停电不停水。停电即停水我一次未遇上，给人添堵的事不曾发生，令我记忆深刻而又美好。在医疗队工作，常洗衣服那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如果没有水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每天清晨上班时，医生们从班车上下来，身穿一套套光洁、熨烫妥帖的白大褂及笔直挺刮的长裤(在桑岛不允许穿短裤)，神采奕奕地直奔各自的诊室、病房，以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新一天的工作。你看，这何尝不是一种令人悦目的场景啊！

　　医生学点斯语好处多多

　　医生在给病人看病之前，用斯语打一声招呼，一下子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亲切感便油然而生。再用几句斯语问询有关病情，如“感冒有几天了”，“哪儿不舒服”，“痰多吗”，“大小便正常否”，等等，诊病时间大为缩短，且能对症下药，薛桂华、陶波等医生常利用空闲时间学点斯语，我发现王兰医生虽然学习斯语较吃力，但仍在孜孜以求，他们在工作中尝到了能讲点斯语的种种甜头；张振声队长更是用娴熟的斯语与当地朋友沟通，而且拥有众多黑人朋友，实际上是在无形有形中提高了医疗队在桑人民心目中的知名度与信任感，赞美声常不绝于耳，口碑更好了。

　　我曾两度跨海前往医疗队奔巴医疗组，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先后为两批同志教点斯语，在他们国内斯语培训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语言特点，把斯语水平提高了一块，普遍反映：学了一点，工作方便了许多，沟通也顺畅了一些，与黑人朋友关系更紧密了。在桑医疗队队部，与两位黑人司机朋友打交道时，用他们的母语——斯语沟通，办事效率提高了许多，使双方各自诉求能较好实现，心情好了，关系自然更加密切了。

　　永远美好的回忆

　　我们的住地是原英国总督官邸，三层楼，木质地板，算是环境优美，临海听风绝佳之地是不言而喻的。每当我们在二楼就餐时，透过宽敞的窗棂，放眼向前一望，近在咫尺的海面上时不时有一队队海豚从我们眼前有节奏的穿梭而过，它们突起的光滑脊背，在金色的阳光照射下，发出一道道亮光，好像专为我们辛苦的中国医生表演一样，展现的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使人们一天的劳顿立刻消融殆尽；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一迈出住地院内一扇小门，下台阶三步两步便是海边细软无比、清洁无瑕的细沙滩，有医生赤着脚在上面来回漫步，据说可以治脚气。又如在微波轻扬的海水里游泳片刻，与当地的孩童们一起嬉戏一番，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晚间在睡觉时有那近在屋旁的轻浪细语声使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甜蜜的梦乡。

　　每当凌晨四五点钟，我们睡觉正酣时，一阵阵钟声划过寂静夜空，从不远处高高的钟塔上传来，那是阿訇在号召伊斯兰教教徒们起床，进行第一次祈祷。当钟声远去，迅即我们又再一次进入梦乡。一日复一日，我们习惯了。我们非常敬佩他们一日五次的念可兰经祈祷。即使住院的病人，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情景，在厕所里的水龙头下有人在清洗脸部，抹净手与脸，在一个角落里铺上一张草席，嘴里念念有词。在斋月期间，他们白天被允许吃饭、吃药、喝水，等病好出院后择日补上，其虔诚之心令我敬佩之至。

　　在休息日的夜晚，不远处夜总会里传出或欢快悦耳或铿锵有力的乐曲，我们虽不能身临其境，也仿佛置身其中，分享着他们的欢乐，他们那样有滋有味的生活着，享受着他们拥有的一切，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结语——

　　1977年7月上旬，在苦苦等待了近两月后，我们一行离开达累斯萨拉姆经代处，踏上了归国的路途，坐上由国人制造的“耀华”轮，再一次斩波破浪地横渡印度洋，经过十一二个日日夜夜终于安全返抵广州黄埔港，高高兴兴地踏上生我养我的故土。由于信息有误，省卫生厅无人接驳，令人遗憾之至，久久不能释怀。好在有省卫生厅与上海卫生局有关同志的精心安排，让我们一家四口在上海锦江饭店相聚，一起坐上火车直奔家乡温州——我父母之家，正逢暑假，使我们疲惫的心灵终于得到些许安慰。

　　我感谢卫生部与江苏省卫生厅给予我工作与锻炼的机会，即使我在72岁时仍能为本科生上课，这是我校为数不多的教授之一，站在三尺讲台上发挥我受用终生的学识，与年轻教师一起，为莘莘学子们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总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一颗与我相知相识的医生们一起跳动的心。在上世纪80年代当江苏溧阳发生地震时我还向陶波医生写信，向他致以亲切的问候呢，在艰苦生活中建立的异国他乡同胞之情是一曲永远传唱的歌。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陈元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