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之子--张立文：在中国哲学中探寻人性与自我

张立文（1935—），浙江温州人。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本文回顾了他少年求学、就读人大、留校工作和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以及研究中国哲学的学术历程，包括“和合学”的由来等，总结了他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体会。

张立文自述本次采访时间为2011年6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并与张立文教授共同补充、编辑成文。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早年求学与工作

我1935年出生于温州，当时正值日本蓄谋对中国扩大侵略，同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我小的时候，日本开始了对我国日渐疯狂的全面侵略。1942年，日本军队侵入温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躲避日本人，我们全家逃难到山区。逃难是很艰难的一段日子。那时我妹妹很小，只有抱着走，结果一不小心摔骨折了，由于当时没条件看病，导致我妹妹从那时起就一直驼背。当时我虽然才7岁，但对日本人的专横暴虐却记忆深刻。那个时候我们南方有烧饭用的灶台和锅，日本人就把排泄物拉在锅里。灶台上有“灶王爷”，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对我们的极大侮辱，也是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亵渎。我们当时对日本人是非常痛恨的。

我家在温州永嘉县永强三都普门村，现在是温州市龙湾区，这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们那里的小孩上学都很早，我5岁就上小学了。而我上的罗山小学，就在明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张璁的祠堂里，那个祠堂现在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在念小学期间由于生病休学两年，复学后我跳过四年级，直上五年级，六年级到温州三希小学就读。当时我们那里还有些老秀才，我们这些男孩子都很调皮，我父亲要求严格，怕我不好好学习，于是寒暑假就把我送到这些老秀才办的私塾去读书，相当于现在的补课，先学《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等，后来还学了《古文观止》、《论语》、《孟子》等。

1947年，我在温州三希小学读了半年，小学还差一个学期才能毕业。当时考中学要有小学毕业文凭，但我没有小学毕业文凭，于是就借了一个文凭去报名参加考试。我那时叫“张宪江”，借的文凭上的名字是“张立文”，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叫“张立文”了，不过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从我们的族谱上看，“立”和“宪”是一个辈分的。结果，我考上了瓯海中学，即现在的温州第四中学，在当时是很有名的私立中学。这个学校原来是一个英国教会办的学校，叫“艺文学堂”，但学校教职员工有革命意识，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就改成了“瓯海公学”。也正是由于这所学校的革命传统，初中的时候我就参加一些党的地下活动。当时有浙南游击纵队在温州活动，我们也配合着做了一些工作。

1949年5月，温州被浙南游击纵队解放，当时我读初三。新中国成立后，我就想参加工作，报名参军去抗美援朝，结果因为我只有15岁，年龄小，没被批准。1950年10月，我报名参加温州地委土改工作队，去了最艰苦的山区泰顺县。泰顺原来是浙闽交界的老根据地，但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淮海战役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撤退到那里，有的留下来，甚至杀死了我们好几个乡长，组成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浙挺进军”。他们在浙闽边界抢劫了55亿人民币，并将劫到的人民币运往泰顺县，这是震惊中央的江南银行被劫第一案。所以我们去泰顺土改有三项任务，一是剿匪，二是反霸，三是土改。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穿住用条件都非常差，住在最穷苦的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这些工作队队员也没办法洗澡，身上都长着虱子。

1951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即“镇反”运动，当时我16岁多，被调到温州地委干校学习。我开始去的时候还很高兴，以为学习是好事。去了后才知道是参加“镇反”运动，与我一起参加“镇反”运动学习的大部分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进干校，气氛就很紧张，大标语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情况，一直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一下子怎么变成反革命了。后来班干部说我在瓯海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学校的托派组织，所以我就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问题了。实际情况是我当时参加了“维也纳音乐会”，这个组织其实是在中共瓯海中学党支部领导下与瓯海中学的托派组织作针锋相对斗争的。因为当时托派组织掌握了学生会，党组织就团结学生以“维也纳音乐会”这个组织的形式跟托派斗争。我就交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参加这个组织的人。结果被批评说我不坦白，不彻底交代问题，我说我不能乱说胡编，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当时“镇反”运动的所谓“学习”，三个月一期，坦白交代后就能回原单位。因为说我不坦白，所以第一期结束后，我被留下来接着第二期学习。第二期学习最后也没剩几个没坦白的了，于是把斗争的锋芒就指向了我这个老不坦白的人。第二期结束还是说我不坦白，所以我又留到了第三期，第三期以后温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这样,我在干校整整待了9个月。直到1952年，开始“三反”、“五反”了，我才回到泰顺，去文化馆当图书管理员，主要负责借书，其实泰顺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书。

由于我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回到县里以后心理压力很大，走到街上，碰见同志，就会感觉背后被人指指点点，思想很苦闷，总觉得自己一腔革命热情，却成了反革命，总想不通，所以我就向当时的温州军事革命委员会写了封信，请求重新审查我的托派问题。1953年，温州军事革命委员会终于来信，说我所参加的是“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这样我的问题得到平反。1952年到1953年这两年时间尽管心理压力很大，但我总记着一条：绝不冤枉别人，自己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也就是要做老实人，要讲诚信，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做人的应有的人格。之后我调到泰顺县粮食局工作，主要负责全县粮食统购统销。1955年，我又调到了泰顺一个区的粮食管理所当副所长，一直到1956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求学生涯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据说出台了一条规定，说在职的干部可以考大学。那时候因为泰顺穷，没人愿意去泰顺工作，如果想调动工作或者考大学，就会说你怕艰苦、意志品质不行等等，就会不批准你。现在党中央发出号召，我当时也就有报考大学的念头了。在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知识的贫乏，虽然作为一个初中生经历过土改和互助组劳动，与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后来组织统购统销，接触面也还算广泛，但心里老想追求更多知识，提高自己的水平，所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去参加高考，这样我也就开始看书复习了。

那时看书也不容易，因为我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没有上过高中，底子比较薄。而且我白天还要上班，只能趁着晚上“开夜车”看书。当时我所认识的泰顺县计划科原来的科长，他1955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计划系。他给我来信说人大多么多么好，说当时大学的排名是“人北清师”，也就是说人大是排第一位的。所以我就很向往，另外还有一个考虑是人大当时提前招生，考不上人大还可以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说考不上还有另外一次考试的机会。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古文，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于是就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中国人民大学的考点设在杭州，当年我们泰顺有五个人一同去杭州参加考试。7月份正是杭州最热的时候，考试那几天很辛苦。考完人大的单独招生考试之后，我们就回到温州准备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但是在全国统一考试前两天，《浙江日报》刊登了录取名单，我被人大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录取了，还是这个专业在杭州考区的第一名，这样我就不参加全国统考了。和我一块儿参加考试的五个人中，只有我被录取。我就为他们服务，考完一起回到泰顺，后来有两人考上不同的大学。考入人大，我兴奋不已，多年想学习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这是我学术研究的开始，也可以说是学术生命的开始。

考人大是我当时的想望和抱负，就读中国革命史专业不仅是一个认识党、认识社会的非常好的机遇，而且是增长知识、提高理论水平和道德素养的最好的机会。当时我们历史系主任是何干之，他是一个老党员，也是中国革命史专家，写过很多书；副主任是云光，后来到新疆大学当校长去了。那时候我们住在东十二条海运仓，就是新中国成立前朝阳学院的旧址。我们历史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革命史专业，一个是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后来一分为二，为中共党史系和马列主义基础系。两个系住在西大楼的老房子里，开大会以及后来开斗争会都在“铁一号”。“铁一号”当时挺大的，不像现在被别人占了很多地方。

我们学习是非常用功的，开始就一本本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当时学《资本论》，老师讲课很认真，我们学得也非常认真。学校也很重视教学，除老师讲课外，每星期辅导老师到我们宿舍辅导。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辅导老师会耐心地解答，还有课堂讨论，同学们讨论非常热烈。同时学校还请校外学者来作学术报告，如北大的冯友兰等来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中思想的继承性问题”，后来有人把这个报告批评为“抽象继承法”。那时我们学期考试是采取苏联的口试方式，抽签回答问题。三四个教员坐在教室里，学生依次轮流进教室抽题回答问题。因为学生不知道抽到什么题，又不知道教员要问什么问题，所以每到考试大家都很紧张，学校也会特地改善伙食。考试答题中，最怕老师提问，一提问就慌了，慌了就答不出来了，所以特别紧张。早上一开始考试的时候，教员的头脑也比较清楚，提的问题多，而且对第一个进去考试的人来说准备时间少，因为抽了签以后不久就得回答问题，所以谁都不愿意第一个进去考试。大家都想在下午考试，因为到了下午，老师听得脑子都胀了，提问题就少了。当时我是班里的学习班长，只好自己第一个进去考试。

我们学习期间，受到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1957年“反右派”运动，我们班上划了两个“右派”，后来也平反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到四季青公社劳动，历史系和哲学系在四季青公社都进行了八个月的半农半读劳动。1959年“反右倾”，有一批学生下到企业、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留下参加党史系工人运动史教研室的科研工作，编写教材，当时彦奇教授是教研室主任。后来有的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志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可以说，这些政治运动给我们学习造成了相当大的干扰。

留校任教

1960年，我面临大学毕业。当时人民大学培养目标很明确，就是培养大学教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那时人民大学学生的分配比较好，起码都是到高等院校当教员和国家干部。我被提前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当时留校完全是服从组织分配。但我当时非常高兴，而且分配到哲学史教研室也符合我的愿望和兴趣，我原来在中小学寒暑假在私塾读的古典著作也用得上，所以我当时很感谢组织上对我的照顾。当时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与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未分）的主任石峻副教授、哲学史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尹明同志还来征求过我们留校的人的意见，就是问你想搞哪方面的学术研究。我当时考虑到对中国历史方面学得比较多，这方面也比较熟，所以我就提出搞中国哲学史的教研。当时哲学系主任是吴江，他按照党委的指示叫我们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哲学史，所以我们当时几个人，包括搞外国哲学史的苗力田等，在人大附中借了一个大教室，12个人摆了12张桌子，在那儿集体撰写。我负责写《梁漱溟乡村建设》这一章。

1960年冬天，学校开展教学检查运动，发动学生们揭发、批判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错误观点等，当时教研室重点是检查苗力田和石峻，因为他俩是老教师，讲课讲得多。但石峻讲课就是列一个很简单的提纲，苗力田讲课就是用一张一张的卡片，所以查来查去都没发现问题。学生的笔记也查不出什么问题。那时我们这些非党员就被派到密云县挖鱼塘去了，党员就留在学校做进一步的思想检查。

1960年是国家困难时期，原来我当学生的时候，粮食定量一个月36斤，当了教员以后一下子就降到28斤，一天不到一斤粮食。一个月一个人半斤肉、半斤菜油，集体食堂就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所以我们普遍营养不够，导致身体浮肿。后来学校照顾我们，让我们到北戴河休养了半个月，这才有所好转。

1960年以后，我是研究班的辅导教员，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就是从我们哲学研究班毕业的。我主要是给研究班的学生做辅导，每星期给他们讲中国哲学史原著课，如《老子》、《庄子》等，或者他们在听哲学史课中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给他们作个别辅导。每个星期差不多有三天晚上都坐在辅导室给学生答疑解惑。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哲学系一些教员和学生到湖南湘潭参加“四清”运动。那时湘潭是湖南省“四清”运动的重点，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良湖公社，我们就在良湖公社搞“四清”运动，住在最穷的人家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搞“四清”运动搞了8个月，1965年回到人大，又到海淀区前沙涧参加“半农半读”。当时我们整个哲学系的教员，包括系主任张腾霄、副系主任萧前，都到前沙涧参加“半农半读”。那时还有一批没有去湖南“四清”的教员和学生，他们由郭影秋书记带队去了苏家坨搞“四清”运动。当时二年级和一年级学生都在前沙涧半农半读，我们把桌子等都搬到了农村，给学生上一点课，但主要的时间还是用于农业劳动。

“文革”及人大停办的日子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前沙涧半农半读，但半农半读搞不下去了，有人贴出大字报，炮轰哲学系领导，而且势头愈来愈猛，这样大概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回校“闹革命”。我们回校的时候，学校已经是揭发校领导大字报贴满校园了，后来学校师生基本上分成“新人大”和“人大三红”两派，又分很多战斗队，贴大字报、揭露学校问题等。开始的时候听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号召，所以大家都参加运动，就是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和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等。各系都有被批对象。如果这时基本上还是“文斗”的话，那么大概是1967年，就发展成“武斗”了。当时“新人大”和“人大三红”两派各自占了一个楼，“人大三红”占了现在的教学二楼，“新人大”占了旧的图书馆楼，两个楼正好对着。在楼顶上安上高音喇叭，互相揭露对方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并互相指摘。两派在其所占领的两楼间的空地上发生了武斗。据说武斗中“新人大”死了几个同学，气氛就变得很紧张，甚至暖气管、水管子都被锯下来做成长矛等。同班同学也分了两派，其实“文革”前同学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结果搞成势不两立的两派。这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我想每个班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很不容易相聚一起，相互学习，根本没有什么仇恨，怎么能搞成你死我活呢？我总觉得不太对头，所以我从此就不太参加什么活动了。但学习“最高指示”我必须参加，不能不学习，当时两派已是各自分开学习，各派的老师和学生在一起。但食堂吃饭还是一起，有家属的就在家里吃饭，我们年轻教员吃集体食堂，就在现在的中区食堂东面的平房里。当时在集体食堂吃饭，先排好队，拿出“红宝书”，念毛主席语录，再开始买饭。

“文革”前，我1960年到哲学系就开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教研室确定我主要是搞宋元明清理学这一段，由研究《周易》到研究朱熹。“文革”期间，正常的教学活动停止了，要继续搞科研非常困难，但即便这样，我想总不能把这些时间白白浪费了吧，所以还是抓住可能的机会努力读书、积累资料，专心思考哲学问题。

1969年冬我们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刘家站“五七”干校，全校教职工分成四个连，我们哲学系在二连进行劳动改造。这是一个有吸血虫的地方，毛泽东曾写过《送瘟神》的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后来我得了肝炎，那时候江西涨大水，粪池里的水都涌出来了，可能是污染了饮用水，当时我们“五七”干校家属的不少小孩也得了肝炎。得肝炎之后，我就到锦江做短期打针治疗，不久回到干校就参加篾工班的劳动。刘家站农场的猪栏被腾出作为篾工班的工场，臭味很重。那时干校要采茶叶，采茶叶要有茶篓、晒茶的席子等，我们篾工班就负责编筐、编篓、编席子。我们编的筐和篓，后来一些人还从干校带回来了，留作纪念。一开始我们不会编筐编篓，就请了当地一个篾工师傅，他还带了一个徒弟来教我们。竹篾满身是刺，所以每人满手被刺刺伤。编筐编篓最难的活儿就是劈篾，把大竹子劈开，劈成很薄的一条一条篾。当时篾工班有十几个人，只有三个男的学习劈篾，一个是我们的班长，后来调走了，还有一个是孙中原老师，结果他在劈篾时不小心把大拇指指甲劈掉了，后来只有我一个人劈篾，也经常把手劈伤。我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初步掌握了劈篾的技术，篾工师傅还跟我说：“你不要回去了，跟着我干，有了这个手艺，下半辈子吃饭不成问题！”后来篾工回去了，我们都自己干，在完成整个干校采茶用的筐、篓、席子任务以后，篾工班就解散了，我便回二连到工具房，负责修打石头的工具及筐篓等。

在干校劳动了三年多，1973年春天我回到学校。在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前，哲学系党总支吸收我入党，所以我是在“文革”期间入党的，没有预备期。人大解散后，整个哲学系都去了北京师范大学，我也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我们人虽然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但还住在学校。因为我们哲学系过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哲学系；人大的经济系过去，北京师范大学也专门成立了经济系，北师大之前都是没有哲学系、经济系的。在这件事情上，不得不提郭影秋同志的英明，哲学系、经济系等各个系所这样成建制地分出去，人大一复校，整个儿就回来了，这为人大复校打好了基础。当时哲学系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也没招工农兵学员，就是搞运动，天天开会、学文件、做自我检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古籍还比较多，教师阅览室看书的人很少，有时我一整天就在阅览室看书，图书管理员服务也很周到。我就抓紧时间一心一意研究宋明理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就是朱熹。另外我们哲学系“文革”后的第一届学生，就是七七级的学生，是以北京师范大学的名义代招的，我是七七级这个班的中国哲学史教师。这个班当时30多个人，最大的年纪有30多岁，也有年龄小的。

1974年10月份，中央组织部通过北京师范大学人事处找到我。人事处同志告诉我，要调我到一个地方去工作。我问她调哪里工作？她说不知道，只告诉我某天有车来接。于是，到时候来了一辆军车，匆匆把我送到了北京军区。当时去了5个人，一个是从北大的“梁效”写作组来的，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还有两个是中央一个部委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去了之后，当时政治部的副主任找我们个别谈话，找我谈话时我提了两条：一是我不是搞马列的，我是搞中国哲学史的，搞古文的，专业不大对口。他说：“党员得服从党的分配！”这样我也没有话说了。另一个是说我的妻子当时在武汉，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工作，中山大学哲学系要调我过去，并已把我妻子的档案调去了，解决我长期两地分居问题。但我的档案迟迟没有转过去，中山大学还专门派人到北京师范大学来调我的档案。北京师范大学人事部门说：“我这里根本没有张立文的档案！”原来，当时我的档案已经到中央组织部去了，中山大学也没办法了。他们说：“我们可以把你妻子调来北京。”当时北京军区正在召开一个团以上干部大会，他们都穿绿军装，而我们穿的是蓝色的中山装，所以我们成了“万绿丛中一点蓝”了。我后来才听说，实际上我们这五个人是王洪文准备成立的一个大批判组，王洪文当时好像还兼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我当时左思右想，总觉得与我的学术研究兴趣不合，觉得这个批判文章不好写。但当时参军是很光荣、很诱人的，我可以一下子从“臭老九”一跃为领导阶级；老大难的两地分居问题马上可以解决；还可以住三间一套房间，可以马上改变我从1960年到1974年两人住13平方米的红楼的房间的状况。这些优惠条件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现在可以一下解决，确是大好事。但我觉得这好事得来太容易了，不合适，我准备放弃。所以在北京西山军区待了三天，我就跟领导说我的衣服等都没拿来，想请个假回去一趟。回来后，我就不想去了。当时我承受了很多批评，说我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组织分配等，并追究我的思想问题。后来我找了中国人民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的赵德芳同志，跟他说我不适合到那儿工作，他被我说服了，同意我不去军区，所以最终我也没有回军区去。当时还有好多人争着替我去，人事处的办事人员还笑我傻，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他们都觉得不可理解。这个事情也就拖过去了。“文革”以后，听说那四个人都被逮捕起来了，说他们是“四人帮”派到军队的“坐探”。

致力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

“文革”当中，包括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都没有中断对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因为宋明理学的大家，无人不研究《周易》，借《周易》而抒发挥自己的思想，这样《周易》就成了探索宋明理学思想的关键。《周易》是中华民族礼乐文明的源头，民族生命智慧的活水，智能创造的价值根据，人文价值的灵魂所在，对理解宋明理学思想十分重要。“文革”前我写好了《周易思想研究》的草稿，但那时候不可能出版。“文革”以后我基本上是重写了一遍，然后于198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越南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文革”以后第一本系统研究《周易》的义理思想的专著。此本书中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一是把《周易》与甲骨文结合起来研究，试图尽量恢复《易经》的本来面目；二是把《周易》成书的时间定在商末周初，把《周易》中《易经》和《易传》分开来研究，说明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与思想体系的著作，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三是通过《易经》的研究，说明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与宗教思想的联系。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之前，我在毕业以后从1961年就开始发表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及其他杂志发表有十来篇文章，而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由于教研室分配我主要研究宋明理学，我就抓住理学中最关键人物朱熹的哲学思想，在“文革”中努力研读朱熹著作及其他有关书籍，撰写了《朱熹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以求道为目标，以哲学逻辑结构为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从朱熹思想实际出发，是1949年后第一本研究朱熹的书。我当时写了50多万字，对朱熹的一些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本书本来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才成立不久，他们的编辑看上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就在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海内外评价都很高，还有人说，在那个时代出版50万字的一部书，不论从文字数量还是从书本身的质量来看，都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说中国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并没有把传统思想丢掉，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香港《镜报》于1983年第7期发表非闻撰写的《中年学者在大陆崛起——访〈朱熹思想研究〉作者张立文》一文，文中说，这部“散发着浓郁的中国芬芳的著作，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蹊径”。当时这本书出版后，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浙江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举办宋明理学讨论会。当时外国学者在“文革”后第一次到中国来参加中国哲学学术会议，其中有美国亚洲研究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陈荣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狄百瑞、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余培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秦嘉懿、日本东京大学的山井勇、香港中文大学的刘述先等教授。国内的冯友兰、贺麟、张岱年、孙叔平、严北溟、任继愈等教授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我赠送会议《朱熹思想研究》，也受到国内外学者很高的评价。“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版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我的《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这两本书还是最早的。在这个会议上，陈荣捷教授邀我参加1982年7月由美国学术联合会、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召开的国际朱熹学术思想讨论会，并建议我撰朱熹易学思想，作为参加会议的论文。

1982年7月5日至15日，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召开朱熹学术思想讨论会，对朱熹思想进行讨论，主席是陈荣捷教授。当时请了中国学者8个人，包括梁漱溟，但梁漱溟年高没有去，最后去参加会议的有冯友兰、任继愈、邱汉生、邓艾民、李泽厚、冒怀辛和我。那时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人还少，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外事处，是由校长办公室办理的出国手续，教育部外事处王复孙处长约我和邓艾民教授到冯友兰教授家讲出国注意事项。那年冯友兰87岁了，我47岁，是最年轻的一个。因为我写了《周易思想研究》，又写了《朱熹思想研究》，所以陈荣捷教授就指定我写一篇朱熹易学思想的论文。这个会议的参会者分为三类，一是向大会报告论文及评论，二是年轻学者在会上谈自己的感想，三是不进行发言的参加者。当时我在大会上讲《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由日本京都大学著名的岛田虔次教授评论，他对我的论文评价很高。他说：“我的老师说朱熹的《易学启蒙》连魔鬼也搞不清楚，张立文论文说清楚了。”

《朱熹思想研究》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遭到了批判。当时一个权威杂志发表了一篇化名的《评〈朱熹思想研究〉》长文，说这本书不讲唯心、唯物，也混淆了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和恩格斯批评的施达克的观点“异曲同工”。施达克写了一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后来恩格斯就针对施达克这本书错误的观点写了一本书，叫做《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提出要划清唯物、唯心论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错误。《朱熹思想研究》犯了与施达克同样的错误，又发生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了。我只能写文章回应，说清事实。从这件事以后，我开始思考中国哲学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写，能不能用唯心唯物来套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的思想，因为中国哲学在“文革”前后几乎对一些重要哲学家都有是唯物抑或唯心的论争，比如老子是唯心还是唯物的问题，孔子是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等，有人主张唯物，有人主张唯心，莫衷一是。

1983年之后，我从对朱熹和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研究转向对整个中国哲学逻辑体系进行研究。我觉得中国哲学虽然有自己的特点，如模糊性等，但也有自己的逻辑结构，没有逻辑结构又怎么能叫做哲学？所以1984年，我写成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这本书，我试着“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之‘石’，而成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之‘金’”。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叫我去讲学，我就讲《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当时新亚书院的院长是金耀基教授，哲学系主任是刘述先教授。所谓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指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背景下所构建的相对稳定的逻辑理论形态。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视角，我提出了中国哲学范畴解释学，以化解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困惑。后来《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修改后于1989年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了进一步从历史源流上梳理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的范畴系统，我撰写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并与西方哲学范畴作了比较，说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清晰性和逻辑性。我还主持进行了中国哲学范畴的系列研究，将中国哲学的十个基本范畴：天、道、理、气、心、性、仁、知、变、神筛选出来作为《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的选题，并于1987年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多个国家有译本，迄今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很多地方都将这系列丛书作为了解中国哲学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使用。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在文化领域便展开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大论争。在这一论争中提出诸多转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方法，诸如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为体用论、综合创新论、创造性转化论、抽象继承论、具体继承论、批判继承论等。所有的文化整合方法都要受价值观的支配。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正确认识，为传统向现代转化开出蹊径，我对传统与文化分别进行研究，并从文化学中分出传统学，尽管美国希尔斯曾探讨传统的共同基础和共同要素，著《论传统》一书，但他不仅没有将传统从文化中分出来，也没有提出“传统学”的建构。我首次提出“传统学”概念，把传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构。其宗旨是体认传统、继承传统、超越传统、创造新传统，使传统重新焕发生命智慧；化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使其适应现代化的需要。198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传统学引论》一书，建构了传统学理论体系。它包括横式结构和纵式结构。横式结构包含传统的价值系统、心气系统、知识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纵式系统是指传统的无意识，是由历史凝聚而延传下来的潜在的文化心理指向，是主体在生活、实践中非自觉、非理性的精神现象或行为过程和状态。

传统学的本质指向是“人”，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人化，人是哲学的前提和基础，是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在历史上，人的两次自我发现实现了两次解放，当前面临着信息网络系统中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解放的问题。这次发现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自我创造而使人得以解放。因此，我否定了卡西尔在《人论》中所提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规定，依据当前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我把人重新规定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人只有依赖人的自我创造，才能克服现实的种种冲突和危机。后经对人的动物性的反复思议，改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为此，我撰写了《新人学导论》一书，1989年由职工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版。书中论述了自我发现论、自我塑造论、自我规范论、自我创造论、自我关怀论、自我和合论六个层面，并提出人生五境界说，作为现代化新人的价值导向。

我在长期的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中，始终被西方从黑格尔直到现代哲学家所发难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问题所困扰。我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以及《道》、《理》、《气》、《心》、《性》等书，就是为了说明中国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具自己特色的哲学，并根据中国哲学的实际，对中国哲学作了规定，“中国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这是对中国哲学的自我发现，是通过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这便是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

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必须发现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的“游戏规则”，即哲学创新的新的标志。这就是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中国哲学只有从“照着”西方哲学讲或“接着”西方哲学讲的框架中脱离出来，才能发现中国哲学的自我，于是我建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

“和合学”是基于人类当前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冲突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所带来的社会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所造成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所造成的精神信仰危机、文明之间冲突所造成的价值危机所进行的思考。如何化解这五大冲突和危机，是世界哲学应作出回应的问题，于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和合学”。“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在上述五方面所存在的和合现象的所以然之故，并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是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并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以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

“和合学”依据“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建构了和合三界，即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人是一个追求美满、幸福、尊严的生存世界，实现人生价值的真善美的意义世界和期盼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精神家园的可能世界的和合存在。“和合学”从和合历史哲学、和合语言哲学、和合价值哲学、和合艺术哲学，建构和合形而上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和合学”的创立，适应了21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理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治学为人的几点体会

我对做学问有几点很粗浅的体会。

一是要关心现实，关注现实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现实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实践与交往活动是哲学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必须对宇宙、社会、人生有个深刻的体会，通过哲学思维认识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然后提升为化解之道。

二是要有问题意识。必须时时刻刻注意社会问题、思想问题、自然问题、文明当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对话、交流，进一步认识问题的实质。做学问没有问题意识的话，不可能提出自己的创新观点，更不可能写出解决问题的书。

三是要有怀疑意识。朱熹说过：“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陈献章说：“为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做学问没有怀疑的意识，你只能照着别人讲，要对前人的结论有所怀疑，直到自己解决了这个疑问而无疑，学问才能有所长进，才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四是要有追究精神，要坚持不懈。譬如说我对某个问题想不通，一天不通、两天不通，那就坚持不断地思考，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不断追究精神。写作也是这样，写不好没关系，推翻了再写，一遍遍地来写，坚持写。古人写文章就是这样，不断地念，不断地改，不断地琢磨，这样才能写出高质量水平的文章。

五是要虚心。学无止境，老人们常讲“活到老，学到老”，这就要求我们不要以为什么都知道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三人行，必有我师。”要虚心学习，不断地接受中西内外新的知识。如果不接受新知识，思想就僵化了，人是要退步的。

六是要多互相交流探索。交流有不同的方式，有直接的、间接的、面对面的，有信息的、虚拟的、现实的，有和同事的交流、会议的交流，以及和国内外同行跨行的交流，等等。其实讲课也是一种交流，比如说我讲“和合学”，讲“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新人学”，都是我给学生讲课，然后让学生讨论提意见，学生们从各个层面提出意见，有的方面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我再和学生们讨论，这样就启发我思考更深入的问题。我觉得，不要认为学生不如我们老师，往往有时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在同学生的交流中收获很多。

如何做人，我有点不成熟的人生体验。

第一，要有平常心，这是对人生智慧的体悟，是对世情的洞悉，平常人贵有平常心。为人要淡泊名利，做事要不计功利。凡事以忍，处事以淡，好事让人，不图回报，做自己应做的平常事。我过去写书，没有科研经费，比如我写了《和合学》，不仅没有经费，还得到了好多批评，直到现在还有人批评。但是我有一颗平常心，认为批评是对我的帮助，是给我改正的机会，也是帮助我宣传书的内容。只要是为发扬中华文化，思考在当前怎样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都是对我的帮助。

第二，要想得开、放得下。凡事要看得开，人事纷争看得淡，对批判我的思想想得开，遇见困难排得开。不斤斤计较，不钻牛角尖，不执著不放，不为外物牵累。谚曰：“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往往想不开、放不下，而自寻烦恼，以致毁灭心身。其实，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想不开、放不下的呢？若我在16岁受冤枉而想不开，就没有今天了。再者，现在人们说考研之路很辛苦，其实当时我们的条件更艰苦。譬如说“文革”当中我写《朱熹思想研究》的时候，住的是一处六排的平房，厨房在外面搭建，一刮风的时候，公共大便池的气味和大便纸都吹到厨房里来。80年代初，外国人到我家里来说：“你就住在这儿！”意思是我住的地方还不如贫民窟。人实际上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譬如我这一生中就遇到不少挫折，曾被错认是“反革命”，然后《朱熹思想研究》又被人认为是“精神污染”的著作，“和合学”也多次受批评，但我就比较想得开，别人对你有意见是对你的重视，对你的批评实际上是看得起你，批评能推动学术的进步和人格的提升，所以批评是好事。

第三，应该有理想，有目标，这是人前进的动力。如果没有理想，没有目标，就没有奋斗的方向。有理想，有目标，人生才有意义。比如我为什么会研究“和合学”，就是因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我的一个理想，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在当前人类共同面临五大冲突与危机的情况下，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宝库中寻找化解冲突危机之道，提供思想的支撑和理论的指导。“和合学”适应当前和平、发展、合作的需要，是处理世界上各种冲突、对抗、危机的需要。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这符合世界国家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央现在的精神，这对我来说，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的目标。

第四，人要有点精神，既要有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也要有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无精神就会死气沉沉，人的思想就会枯萎，智慧就会窒息。有点精神就能遇困难而克之，遇挫折而排之，遇冤枉而化之，遇灾殃而消之。无一点精神，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在挫折面前消沉，在冤枉面前自裁，在灾殃面前倒下。因此，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人物简介

张立文（1935—），浙江温州人。中共党员，教授，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

张立文1950年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1969年12月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随哲学系被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复校后回校工作。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获评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等职。

张立文的科研领域主要侧重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曾开设“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周易哲学”、“中国哲学专题研究”、“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文化概论”、“新人学”、“传统学”、“和合学”等课程。1983年，他率先提出“哲学逻辑结构论”，对中国哲学思维进行逻辑结构的分析，对中国哲学范畴按象性、实性、虚性分类，突破西方哲学范畴分类法；1985年，率先建构了“传统学”，把传统学从文化学中分出来，对传统与传统学的内涵、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结构作了明确规定和系统阐述，使传统学成为独立的学科；1987年，建构了“新人学”体系，率先否定了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提出了“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重新规定了人；1989年，率先提出并建构了“和合学”，对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五大冲突，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提出了化解之道，即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他作为大陆学者中研究退溪学的第一人，也是荣获退溪学国际学术奖的大陆第一人。还被收入国内多种名人录及英国剑桥、美国、印度名人录。已出版学术专著32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主编各类学术著作40多种。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哲学论》、《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张立文文集》（38辑）等。主编、合著有《道》、《理》、《气》、《心》、《性》、《天》、《变》、《亚文》、《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通史》（六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其著作多次获北京市、教育部、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